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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阑夕

最近几年,「BAT」都在大谈朝向基础设施的转型,希望成为「水电煤」式的支持平台,这种充满务实主义的表态,亦有某种倨傲的成分在内。

对于经济规律洞若观火的投资行业,倒是能够理解其中的因果:一个多世纪以前,成就美国迎来「镀金时代」的,是西屋电气、美孚石油和卡内基钢铁这些提供以及周转资源的商业巨擘,有了它们的解决方案,才有消费时代的福特汽车、可口可乐和波音集团。

迄今为止,在财富500强的榜单上,能源企业依然占据着Top 10里的6个席位,这种坐收渔利的生意,已经摆脱了「唯增长论」的烦恼,而和它们瓜分榜单的沃尔玛、大众、丰田和苹果,则依然需要费心于开拓市场的增量。

就像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搭建起来的流量管道为「BAT」的腾飞立下了大功,虽然前者看上去也在为OTT化寻求出路,但在趋势面前,这种努力多半会是徒劳,不过即便如此,仅是中国移动一家企业的净利润,就已远超「BAT」三家企业的净利润之和。

「BAT」的后退,同样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前端的业务边界能够借助投资布局实现扩大,唯有后端的基本盘——也就是社交关系、搜索服务、消费平台、人工智能这些基于数据的技术能力——保持稳定长青,这就将商业社会最为惧怕的风险因素降到了最低。

尽管经济学家始终忧虑新型托拉斯的诞生,然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未尝不是均衡博弈的产物,在Windows、iOS和Android的沃土之上,比特创新的纷呈世相徐徐展开从未停歇,最终反哺到了整个社会。

所以当去年有人提出「BAT」之后是[T MD」(头条、美团、滴滴)的概念时,这里面非但没有丝毫僭越的味道,反而填满了对前一代的敬畏和继承以及对新一代的期许。

今日头条、美团点评和滴滴出行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至今取得所谓「上半场」的领先优势的三只旗帜,也分别都曾和「BAT」短兵相接而不落下风,除了今日头条拒绝买方出价之外,美团点评和滴滴出行都在赢得尊重的同时,接受了「BAT」的粮草馈赠。

一级市场里的百亿美元俱乐部并不多见,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应用领域,「T MD」构成了人口红利殆尽之时的创业上限,至少是在未来五年之内,它们的地板将成为后发者的天花板。

张一鸣和程维都是1983年生,王兴则是生于稍早的1979年,在吴晓 波的概括里,这也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萌芽初现的年代,包括俞敏洪、严介和、李东生这些当时勤勉好学的青年,都是借着高考的恢复而走进高等学府,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验证了知识的价值。

而互联网的市场窗口,则在更迟一些的时间才被叩响。

曾有科学机构对包括足球、篮球和冰球在内多个主流体育项目的运 动员进行统计调研,结果显示,在职业球员当中,每年前三个月出生的球员占比最多,每年后三个月出生的球员占比最低,前者比后者平均高出超过10%。

这个分布并非指向天赋论——也就是前三个月出生的人要更善于体育运 动——而是因为运 动员的选拔机制决定了同年出生的人将在同一个年级里训练,在儿童及少年阶段,出生相对较早——哪怕只是早上半年时间——带来的发育优势使其更容易表现优异,从而获得选拔优势,这个现象,也被称作是体育圈的「抽签咒语」。

互联网企业家的代际效应,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

如果说「BAT」的三个创始人是恰逢自己的当打之年——通常是指大学毕业到年满三十之间——遇到了互联网落地中国的第一波浪花,那么「T MD」的三个创始人则是在经历了「BAT」的熏陶之后,带着更为娴熟丰厚的经验和超乎常人的勇气,沿着修缮完备的信息公路兴建“加油站”和“服务区”。

张一鸣曾是王兴在经营饭否期间的同事,王兴硬是把这个在曾在酷讯管着四十多人的福建同乡拉到了自己的创业团队,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在饭否遭遇关停的时期,张一鸣开始独立创业,历经多场败绩,才有今日头条的一鸣惊人。

在创立美团之前,王兴同样有过五次创业经历,除了校内网这个项目卖给千橡互动算是有所回报之外,其余四个尽数沉沙折戟,曾有投资人在被问及为什么要投美团时,给出的答案是「他把创业者能犯的错误几乎都犯了,所以接下来他是最不会犯错的创业者之一。」

程维在阿里打工八年,从销售岗干到产品岗,出来创业时已是厚积薄发,也是中国极为少见的被阿里和腾讯同时看好并追逐的创业者。早在负责支付宝的业务线时,程维就去拜访过王兴,希望能够把美团发展成客户,创业之后第一版滴滴上线,程维还拿去给王兴「参谋」,结果被后者直言不讳的骂「注册繁琐,垃圾」,这个插曲在程维的回忆里,被形容为「一语点醒梦中人」。

「如今,肯尼亚中部使用智能手机的一个部落青年,他所拥有的通讯及信息能力,比二十五年前的罗纳德·里根总统都还要好。」奇点大学联合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如此形容科技的进步速度。

今日头条对于媒体形态的倾覆、美团点评对于消费路径的改造、滴滴出行对于交通效率的升级,都是彻头彻尾的二次服务创新,它们调用着百度地图和支付宝的接口,在微信的群和朋友圈里获得分享,运行在苹果、三星、小米和华为的终端设备里,如同坐落于崭新城区的商业中心,拉动人流往返留驻、昼夜不息。

另一方面,「T MD」的调良稳泛,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时间窗口趋于关闭」的说法。

这个命题的真伪或许只能由时间检验,如若通过历史经验给出判断,那么它就像埃庇米尼得斯的文字机锋那样,具有「既真又假」的性质。

其真在于,由于「T MD」吸收了过多的资本而又尚未启动IPO的进程,加上全球经济依然处于不可测量的利空时期,这让原本追求快速退出的机制变得难以行使,这也是解释创业寒冬的唯一原因——否则就要让人相信突然之间创业者失去了他们的才华和能力这个荒诞故事——风险和避险的相互调整这在二十多年以来已经轮回过多次,故而会有新生代创业者「生不逢时」的感慨。

其假在于,任何现有势力的壮大,都不足以拦截未来的想象,无论是冰河世纪还是太空陨石,它们的影响都是相较整个生命周期而言都是短暂而徒劳的,与其说是「T MD」抢占了最重要的那几条黄金跑道,毋宁说是它们树立了新的创业坐标,没有谁能够断言下一个奇迹会在何处产生。

「BAT」和「T MD」对于创业者的告诫,就是速度即生存,通过核心业务连接用户的增长是「上半场」的唯一竞争力,只有当连接规模接近顶端——达到境内网络用户总量的六成以上——才有资格进入「下半场」,到了那时,才是谈论多元化和扩张版图的时候。

甚至连前文所说的,前一代巨头和下一代巨头之间互不侵扰的「默契」也有可能打破,特斯拉的市值不过两百多亿美元,但它的存在已经让石油业的寡头们感到坐立不安,中国允许民营资本获取运营商牌照的政策开放,亦使正统的运营商惊呼引狼入室,只要市场有其流动性,任何可能都有可能。

根据全球移动通信协会的统计,移动互联网创造的总计产值达到3.1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总量的5%,它所承载的价值使命已经不止于半导体和无线电的现今遗产,而在那些曾被视作是科幻文学的狂想中。

SpaceX刚刚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旨在发射4425颗轨道卫星的申请计划,提供覆盖全球的无线宽带服务,惠及发达国家之外的42亿「离线用户」,你要知道的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射的卫星总量,也不过只有4025颗。

总而言之,记住凯文·凯利说的那句话:「你们还没有真正拥有互联网。」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浏览数: 次 星期二, 11月 22nd, 2016

文 | 阑夕

罗永浩可能拿出了锤子科技有史以来第一款迈过及格线的手机产品,但它的前提在于不惜推翻曾经拥有的所有优越,美颜、跑分、快充、Type-C、指纹……这些行业主流的标配往往也被贴上世俗的标签,直到Smartisan T2都坚持不去迎合这种趋势,但从Smartisan M1开始,遗世独立终告结束,就像出走的野马带着疲惫回到群落,必然获得来自同类的舔舐。

甚至连「M」这个全新的型号,都象征着和「T」系列的决裂,使得在仅有两代产品之后,锤子科技的「T」系列旗舰机型就真的已成绝唱。

说是「你终于变成自己所鄙夷的那种人」或许有些过了,美国社会学家Kat McGowan认为与逆境抗争过的人往往更加具备进取的力量,同时,「挫折造成的幸存者也会变得更加宽容,能够缓和原本的糟糕关系。」

比如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罗永浩不止一次的借媒体传递「向小米道歉」的声音,这绝非是性情和画风的突变,而是「执手相看泪眼」式的将心比心:自认为优秀的想法,并不足以支撑手机的生产和热销,小米栽进去过的坑——供应链、备货量、定价策略等——锤子科技一个也没漏下,而且表现得更为痛苦,只有在感同身受之后,共情的种子也才有机会发芽。

锤子科技的问题在于,其创始人的演讲水平是出类拔萃的,广告创意及文案也是业界一流的,连历次发布会的Keynote设计都要远胜同行,但是唯独在谈及他所拿出的商品是否能够称得上是「优秀」的时候,会陷入短暂的尴尬和沉默。

如果说Smartisan T1的滑铁卢可以归咎于产能不足——或许还要加上王自如的视频——那么用于冲击千元级市场的坚果手机和交完学费之后推出的Smartisan T2依然难撑大梁,这就很难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了。

由于绝大多数硬件企业都没有苹果那样完整和连续的传承性,所以「憋大招」实属常见的节奏,小米是在其第二代产品方才一鸣惊人,然后又隔了平庸的小米2S和小米3,再又迎来小米4的惊艳,而华为也是在多年温吞之中等到Mate 7这个「爆款」,从此有了根深枝茂的客群基业。

就周期而言,留给锤子科技的窗口依然存在,尽管资本储备不容乐观——创始人质押股权的融资成本是极高的,在财务层面仅次于对赌——不过据我所知,锤子科技的确没有作价卖身的决策,风雨欲来黑云压城,不过都是行业边缘的人心套路,多少有些娱乐色彩。

Smartisan M1系列,基本上是集约成熟工业设计和时尚简约美学的一对作品,除了将听筒和感光器融为一体和强迫症级别的对称工艺等少数做法保留下来之外,它的符号特征不再浓烈,就像一台刷上了Smartisan OS的iPhone 5,而背板的弧线又与魅族的MX 3如出一辙,塑料高光的外壳虽显质感廉价,但在全新状态时也能展现出仿镜面的光洁效果。

如同上古时期的人类在发挥对于瑞兽的幻想时,将狮头、鹿角,虎眼、麋身、龙鳞和牛尾凑为一体名曰麒麟,Smartisan M1的「集各家之所长」,固然有失造物匠人的天生骄傲,却换回了久违的安全边境,让用户不必畏惧于特立独行的代价,曾有锤子科技的忠实拥趸在微博上大倒苦水,说他厌烦了对每个好奇者解释如何适应那三个倒行逆施的实体按键时所承受的「看猴儿一样的眼神」。

至于苹果公司拥有对于「圆形Home键」的外观专利这一说法,在公开的数据索引中,其专利是与按压触控捆绑在一起的,很难单独拆分出来作为诉讼证据,只是苹果公司的法务团队颇为强大,之所以中国的手机厂商「宁可像三星(椭圆)而不去学苹果(正圆)」,也是出于提前的风险规避原因,而Smartisan M1是否会有这个危机,恐怕还很难说。

美国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将史蒂夫·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传遍全球,这种为了追求戏剧性而罔顾管理本身的威权效应的写作手法,使得它如魔法世界的巫术一样吸引着企业家的追求,换句话说,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只限于雇佣关系的体系中,但效仿者却试图将之复制到公众市场。

于是就有了「恨铁不成钢」的调侃,人格魅力的信徒愿意维护意见领袖的声誉而与数字世界的敌军剑拔弩张,只是一旦涉及掏钱买单这件事情,人群却总是归于作鸟兽散的结果。

这是锤子科技在过去四年频频遭遇的「现实难以扭曲力场」,无论罗永浩多么自豪于发布会的直播屡次打破纪录、百度指数的高涨令人目眩以及不怎么需要公关预算就能获得媒体的主动关注,这些廉价的传播潮水或因巨大天体的引力而卷成巨浪呼啸而来,然而只要没有修缮完备的围栏将之储存利用,它的退去也就必然会比来势更加迅速,而且不留一丝痕迹。

即使算上坚果品牌,锤子科技在其创立的四年时间里只发布了四款硬件产品,这在早已沦为「机海」环境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有着天然的劣势:过长的间隔周期,导致供货和销售的压力尽数集中在前三个月,然后便步入漫长的与世无争的贤者时间,既无法与供应链形成稳固的利益同盟关系,也在消耗着粉丝阵营中换机用户的耐心。

高通821又能领先几个月呢?

曾经的魅族也是奉行着「精品战略」,黄章的江湖地位无人敢于小觑,在同样不低的品牌忠诚度的支持下,坚持每年只拿出一款旗舰产品,但在2016年,这家企业已经发布了超过十款手机,把发布会开成了演唱会,J.Wong在论坛里的身影越来越难以看到,倒是每次请来充当展板女郎的年轻学生妹总是可以帮助魅族在社交网络里刷上一轮屏。

罗永浩当然不是黄章,但黄章的前车之鉴,不见得不会成为罗永浩的后事之师,你要知道,在罗永浩大谈「工匠精神」的五年前,黄章就被媒体喊成「中国的乔布斯」了。

智能手机是万物互联的入口,即使是在分兵进入VR领域之后,锤子科技也将面临「先要有光」的哲学课题,其实罗永浩的市场框架搭得不错,包括游戏中心和阅读应用这种分发渠道都有模有样,HandShaker亦是实际用途出众的软件,只是这些都是在考卷背面的附加题,正面若是交了白卷,加分项填得再多亦是无益。

本次新品发布会的最大亮点,是罗永浩和朱萧木倾心铺垫的三大交互设计,它意味着锤子科技真正脱离了简陋的功能创新——比如短信延迟发送——而在系统层面尝试体现了对于用户操作体验的主导权。

科大讯飞的语音输入法可能尚属集成式的作品,而且目前绝大多数Android手机都已支持相同版本的产品,这场预热不妨当作是罗永浩向科大讯飞的回礼,毕竟,这家安徽企业是从Smartisan T1时代,就在技术层面支持着锤子科技的定制需要。

而「Big Bang」和「One Step」就是相当出色的行为主义作品了,前者充分体现出锤子科技产品团队扬长避短的机灵心智——就像iWorks的伪云端识别处理那样——在不涉及改动底层系统和电子元器件的情况下,接入第三方的技术应用并在用户端套了一层交互方案,毫无疑问是令人开眼的。后者在Android的界面中加入Windows式的任务菜单栏,则是在原生Android系统占有率低下的中国市场做了新的多任务风格尝试,它与Android 7.0所表现出来的Google规范格格不入,但又符合国内ROM生态的现状,在跨应用数据传输方面确有起效。

在某种意义上,软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用户的行为,根据微软的说法,它之所以要在windows 3.0系统中加入「扫雷」和「纸牌」这样的游戏,主要目的就是教育和训练那些当时已经习惯了敲命令行而不太熟悉使用鼠标的PC用户,学习单击、双击、拖拽等操作,不料竟成一项独特的产品文化。

包括电容屏的技术进步对于全键盘的毁灭性打击,都是绝佳的验证,老派的宫崎骏曾经幽怨的说他在地铁上看到有人用手指在iPad的玻璃屏幕上摩擦滑动「就像是在令人厌恶的自渎」,但是苹果仍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写了素来保守的日本市场,将生命力旺盛的翻盖手机彻底扫入冷宫。

在合法的制度下,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会直接受益于其地位,但规则的推行和普及,势必有利于游戏参与者的增加,而市场的繁荣本身,就是对秩序主导者的最大回报。

锤子科技的「Big Bang」和「One Step」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基于高频行为的改造,而不是像罗永浩的旧时作品——比如双手按下侧键唤醒相机抢拍,或是用于帮助亲人解决手机问题的远程协助——那样炫技成分居多而无法跻身用户的常用交互列表里。

中枪最重的可能还是微信,这款载誉丰厚的国民级社交应用的设计不便,被罗永浩和朱萧木用外科手术刀划了出来,微信的对话内容不支持分段分词选择,实在是和iOS无关。

另外,「One Step」的效率至上主张,可能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知道,一贯嘲笑iPhone——以及所有其他的智能手机——效率低下的公司叫作黑莓,它也做过大量的体贴用户和挠掉痒点的工作,比如将包含电话号码的一整段短信复制粘贴到通讯录时,会智能识别并只写入数字内容,在过去十年的日子里,黑莓生产这类彩蛋的热情并不输于锤子科技,但它刚刚在今年九月宣布,停止了手机生产的业务,从此告别硬件市场。

把微信里的照片存到本地相册,再用邮件客户端上传附件,这套工序的确有其繁琐性,但是它所遵循的路径是有着清晰指向的,你在每一个阶段,都能知道数据的传输状态及所处位置,符合物理想象在虚拟空间的残存逻辑,而「One Step」砍掉路径的副作用,就是连同逻辑本身也舍弃掉了,传送门开得多了,学会管理这些传送门同样会有不低的效率成本。

不过,就像《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于硅谷那些创业天才的评价所言:「我怀疑硅谷的领军人物是否仔细考虑过他们的想法所会带来的社会、政治上的全部后果,但至少他们是用新的思维方式思考,好过那些失去理解能力的人。」

相比那些迷恋制造概念和撕逼销量排名的国内同行,锤子科技这次是体面的。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旧账不必清算,战役性的一次小捷无法掩盖战略上的大幅落后,即使是位于多事之秋的小米,那也是在触及到天花板之后才有的瓶颈,摆在重回跑道的罗永浩的眼前的,是早已从单品竞争升级到复合竞争的产业焦土,他还有得忙。

耶路撒冷的国王所罗门在《传道书》里倒是说得公允:「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浏览数: 次 星期三, 10月 19th, 2016

杭州距离香港的直线距离大约只有一千公里左右,飞过去的耗时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所以在10月13日这天,马云和张勇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了这两座城市,同台出席阿里在杭州主办的云栖大会和在香港召开的股东大会。

两人的分工也相当明确,身为董事局主席的马云务虚,基本不谈业绩,畅谈「三十年之后」的变化,而CEO张勇则秉持务实路线,列数字、摆成绩、讲布局

有人说,阿里处于史上最好的时代,粮草富足,兵强马壮,泅过暗礁天险之后,仍有气吞山河之势,这话说得不吝美言,却也让人难以反驳。

「致股东信」这种形式,日渐成为企业家的高级布道媒介,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伯克希尔的沃伦·巴菲特,都是个中翘楚,他们历年发出的公开信,都被公众奉为圭臬,时常温故知新。

当然,也有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和沃尔玛的山姆·沃尔顿这种不太热衷于言传身教的企业家,只参与和来自各大投行的股东代表共席的闭门会议,再由公关部门整理新闻通稿交给媒体。

以上两种经营管理的风格,自然也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选择的差异更多的是取决于企业家的性情和风格,以及符合最大程度企业利益的原则。

显然,马云所希冀的形象,是前者而非后者。

阿里的「致股东信」大概很难称得上是一项传统,它的开端是在近在咫尺的2014年,适逢阿里上市前夕,马云在更新招股书的同时向广义层面的股东群体发放了第一封公开信,重申了「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原则。

把股东放在最后一位,只是阿里特立独行的企业文化之一,包括意在强化管理集权的「合伙人制度」也曾引起不小的非议,这是在后职业经理人时代,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试图调和的某种潜在风险:创始人把企业视作骨肉,但投资人却难以割舍贪图回报的心机,企业发展顺利,双方便是举案齐眉的甜蜜关系,如若遭遇逆风,企业家的决策就很容易被当成「一意孤行」,而投资人的做法也会被诟病「急功近利」。

因此,如何巧妙的未雨绸缪,通过制度框架和充分沟通来规避最坏情形的发生,是企业家的管理天职,而「致股东信」则属于其中相当好用的一种工具,它传递的不是技术性的具体方法,而是判断性的抽象思路,而投资人——也就是股东——需要借此明确自己对于企业的认同与否,只有基于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资本合作,才有其睿智的一面。

就像杰夫·贝佐斯数十年如一日的告诫亚马逊的投资人要相信这家企业的长远价值而不是短期盈利,言下之意也不外乎是「如果您要是不认同就别投咱了不然您要朝东咱要往西扯起皮来就太麻烦了」。

那么,马云在今年的「致股东信」里,说了些什么?

在1500字不到的篇幅里,马云的核心观点,是继续宣扬着「去电商化」的概念。

「BAT」三足鼎立,百度做搜索,阿里做电商,腾讯做社交,这是长久以来的市场定位和社会认知,亦符合三家企业的商业模式。只是业务的增长不可违背经济规律,任何奇迹曲线终将归于平缓——就像时至今日的Facebook再去展示新增用户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而在高速创新的科技行业,想象空间的停滞只会意味着接受平庸。

资本买的永远都是增量,而非存量。

因此,除了在财报里设法突出新兴业务的贡献之外,马云的「致股东信」在更高的层面为阿里的未来战略做了定调,当互联网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基本人权之后,电商已经不再是需要特意标注的功能型配置了,就像今天不会有人特意的说「我为家里客厅买了一台电视机」。

于是马云提了「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的说法,除了第一个是电商的升级版本之外,后面四个都是阿里决胜后三十年的前线阵地,而这每一个的背后,都存在社会本身的落后性问题。

《人类简史》的作者、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世界亟待一个新的故事」,工业革命的保质期濒临结束,而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需要仔细考虑他们的想法所会带来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全部后果」,换而言之,人工智能、数据算法、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突破,必将覆水难收的冲击和改造那些看似稳固的社会结构。

以金融为例,这里既有阿里志在必得的信用系统和惠普系统,也有迷倒整个硅谷的「区块链」技术,还有货币电子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任何一项的大规模应用,都会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蒂姆·库克戴着Apple Watch在深圳使用Apple Pay购买咖啡失败——该店不支持外币——固然有些幽默色彩,然而德国人戈特利布·戴姆勒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搭载煤气发动机的三轮车时,也不乏围观的市民嘲笑这个连最瘦的马都跑不过的笨拙玩意。

迷恋视线之内的景观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不要忘了,越不过眼前的丘陵,就看不到山花遍野的美景。

一直认为「痛点」这个本土的自造名词虽有被滥用之嫌,但它委实生动描述了创新的来源:是有着令人痛苦——哪怕是尚未被发现的——的事情存在,才有试图解决对应问题的人的诞生。

和马云发出「致股东信」的同一天,有这样一条「逗逼气质挡不住」的微博被转了两万多次:

「刚才肚子饿了叫了个麦当劳外卖,我啃着一个麦辣鸡翅突然想起来,这他妈是我小时候生日那天在地上打十几个滚不起来才能赖上一顿的麦当劳啊!!我现在半夜三更拿手机戳两下,他就得老老实实给我送到枕头边,我躺在床头柜上吃!我真的太有出息了,是个人物了!」

区区数百字,就把活在当下的经济得益、物质得益、创新得益和市场得益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每一次的满足之声,都会在企业家的功勋薄上记下一笔。

在云栖大会的音乐节上,马云压轴出场献唱《好久不见》和《海阔天空》两首歌曲,马云提前作出申明,「唱得不好,不能退票」,其实,在飞奔的技术革命的趋势下,是没有人可以退票的。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浏览数: 次 星期一, 10月 17th, 2016

文 | 阑夕

在今年618时段期间,网红张大奕直播2小时,店铺销售额近2000万。大家看到数据之后纷纷惊叹,她的热度已经超过了柳岩。而几乎就在同时,张大奕在采访中表示,曾经推掉过导演邀约,对娱乐圈兴趣不大,想做一个专业的网红。

似乎有很多人对这种选择不甚理解,为什么有机会有能力去娱乐圈赚大钱却要放弃?的确,眼下中国「饱受批判」的娱乐圈,是高收入的代表领域,而且还有明星光环加身。可是不要忽略的是网红这个称号,也已经变成了变现能力的代名词。范冰冰可以说是娱乐圈高收入的代表人物,2015年收入达到1.28亿元,而王思聪女友「雪梨」2015年的销售额是2个亿,张大奕的销售额据说已经突破3亿元。刨开成本,网红赚得也不比明星少。

同样有着超高的变现能力和粉丝经济加持,网红圈和娱乐圈,却似乎一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生活在象征着虚幻的赛博空间里,一个活跃在虽然有些遥远的现实里,中间隔着厚厚的次元壁。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受众的眼中,网红和明星之间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地位——哪怕他们在各自粉丝心中都是心肝宝贝。

其实网红和主流世界之间的鸿沟,在互联网更为发达的美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美国网红最大的发源地Youtube中有千千万万的内容频道,其中不乏在音乐、教育、时尚、美食等各类领域中的专业信息,然而这些网红们的内容可能会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订阅和传播,但是很少见诸主流媒体。虽然「时尚博主」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网红团体已经开始慢慢渗入时尚圈,但是能够登上「VOGUE」等正牌时尚杂志的红人,依旧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所以美国的网红一般还是依赖粉丝的订阅和追随开创自己的频道和品牌,因此才会大面积诞生类似MCN这种「经纪公司」来帮助网红维持良性运作。像卡戴珊这种全家进入娱乐圈的,可以说都是「转业成功」的少数。而在中国,网红挑战娱乐圈的事情屡有发生,却一直只是喜忧参半的情形。诸多例如度娘刘冬原、武大女神黄灿灿等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角色,在娱乐圈几乎只是冒起一个小水花就烟消云散,而同时却也有小芈月那样从网红一路成为童星的励志案例存在。

说到底,网红因为缺乏专业功底并非科班出身,身边更没有明星所具备的专业团队来笼络资源,因此很难在百舸争流的娱乐圈中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反倒是从去年开始出现了令人倍觉诡异的现象,就是包括罗志祥、郭富城、林更新等在内的一众明星男神全部选择了网红作为自己的女友,让网友大呼这真是另一种「网红占领娱乐圈」的实现方式。

不过就算是娱乐圈里困难重重,也始终有网红们抱着「彼之砒霜,吾之蜜糖」的态度频频挑战。近几年持续火热的各类歌唱和选秀节目,可以说是网红挑战娱乐圈的热门途径之一。然而结果也不算美好,虽然网红们在互联网上拥有大量的粉丝和号召力,但是在传统评审的体系之下依旧难以得到正面评价。

坐看拥有如此庞大粉丝资源的网红群体无法进一步壮大实力,这显然不是互联网历来的作风,因此越来越多的网络选秀开始借助直播的势头应运而生。最近做得声势最为浩大的一场网络选秀,应该算是腾讯举办的QQ空间斗歌大赛,整个比赛有160万人次参与斗歌直播,最后还有一场盛况空前的十强盛典晚会——晚会上还有SNH48助阵。

QQ空间一直在95后年轻群体之中拥有极高的人气,月活跃用户达到6.52亿,在今年年中的时候,QQ空间顺应用户对于热门载体的需求加入了直播的功能,意料之中受到一片好评。因为本来就诞生于社交平台之中,QQ空间的直播也有极其浓厚的社交氛围。所以这次QQ空间斗歌大赛开启了创新的PK模式,让网友用1V1的比赛形式参加,互动能量比起其他直播形式来说更具叠加效应。一周之内,这场一言不合就斗歌的比赛,创下了160万参与人次和1100万打赏次数的记录。

而在这种热度的背后,是腾讯为比赛提供的高额诱惑,或者说是一场属于QQ空间的造星计划。首先,十强赛将会以线下晚会的形式举办,而且可以和SNH48这种在年轻人群中拥有高人气的明星同台,这已经是极佳的曝光机会。另外,冠亚军还会分别赢得腾讯提供的两百万和一百万推广资源,冠军可以参演企鹅影业旗下电影——资源和机会恰恰是网红最渴望的东西。

这场斗歌大赛,用腾讯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给网红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不再重蹈转瞬即逝的覆辙。言下之意似乎是在说,进入娱乐圈的生态之中,网红才有持续发光发热不被人遗忘的机会。可是转过头来看,目前的娱乐圈也正在迅速的「网红化」。以小鲜肉为代表的一票男神们,无一不在以网络人气倒逼娱乐圈的实力谱——李易峰、王源等诸多明星在其电影上映期间,粉丝会在网络组织自发购买线下资源为偶像做宣传。其中王源在「爵迹」上映前,某个王源粉丝站独立应援,买下全国70个城市472家影院的数字屏,循环一周播放王源个人爵迹宣传片。这种来自互联网端的力量,远比传统的「带资进组」更为震撼。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网剧和网络综艺中容易见到明星面孔的原因之一。

说到底,无论是网红圈还是娱乐圈,都在走向越来越接近的经济学原理,那就是粉丝变现的能力和持久度。互联网拥有的强大的变现效率,让娱乐圈不得不正视。而娱乐圈拥有的让偶像长久保持活跃的运作模式,也是网红圈以往所缺乏的能力。持续的内容产出,曝光率的保持,合适的商业模式,这些原本在娱乐圈才有的「保鲜秘诀」,正在被互联网复制。直播平台,就是涵盖以上三个方向的最好范例之一。

而腾讯QQ空间这次的斗歌大赛实际上是一个广而告之,网红手中拥有的资本正越来越逼近明星,而作为一个好的直播或者说资源平台,也应该具备造星的能力和魄力。网红圈和娱乐圈之间的次元墙,正因为资本的交融而逐渐软化,当它倒下的那一刻,我们将迎来更加多元和异彩的未来。

浏览数: 次 星期四, 09月 29th, 2016

文 / 阑夕

搜索「杨天桓」,排在第一条是这么一条新闻——「富二代」杨天桓:别人永远知道你是谁的儿子。

他的父亲杨休是南京著名的企业家,因在2012年向南京大学捐款4.1亿人民币而名扬海内,也曾跻身中国财富500强,家世显赫。

只是子承父业的剧情并未如期上演,在位于西土城的一间咖啡馆里,杨天桓戴着一顶棒球帽,坦然承认拍摄网剧的难度比他预料的要高很多,虽然「能用钱解决的都不算问题」,但是「一分钱总会逼死英雄好汉」。

大学毕业之后,杨天桓想要申请布拉格电影学院,被父亲明确反对,最终妥协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深造,而这也正是他的父亲的学历轨迹。谈及父亲的时候,杨天桓在言语之间不失尊敬与爱戴,却总有些若即若离的距离感,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失去科班教育的机会之后,不声不响的完成了父亲要求的历史专业,却又还是回到了心仪的影视行业。

杨天桓在传奇电影《公民凯恩》中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很少有人能够抵御权力对于人格的影响,他曾多次和父亲就后者开发的知名地产项目「东方之门」为什么不设电影院而激烈争吵,甚至在朋友圈里公然「拆台」,说「买我爸的楼,不如投给我拍电影,房地产是被人诟病的,文化业是令人兴奋的」。

带有相当长的一条叛逆反射弧。

杨天桓可能会对日本知名独立动画导演新海诚感到憧憬,后者在成名近二十年后,才被媒体察觉他原来是日本百年建筑公司新津组社长的长子,这位富家公子在与家族完全无关的行业用勤奋和天赋确立了前无古人的地位,堪称当代最为鼓舞人心的励志故事。

南京是六朝古都,素来重视宗族和血脉,隐姓埋名的设想,大概很难实现,所以杨天桓越来越愿意呆在北京,混迹于电影行业的北漂圈中,庆幸于京城偌大,欲在这里扬名立万,可能不太需要以父之名。

于是有了十集网剧《中国散伙人》,目前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2000万,算是踏入了及格线,杨天桓说,创业这件事情被媒体抹上了太多的脂粉,产生了太多「只管挖而不管埋」的事迹,他在创业途中亦深受其苦,从而有了还原行业本色的念头。

杨天桓和他的团队用了半年时间创作剧本,又用了半年时间筹集资金,试图率先拉开中国本土的行业剧大幕。

中国影视市场的畸形举世皆知,基于意识形态和内容审查的双重作用,使得这里长期处于文化洼地,仅在电视剧领域,就由「抗战解放」、「家庭伦理」和「历史宫斗」三大品类主宰了近二十年,并在产业层面掘下鸿沟。

在杨天桓看来,劣币驱良币的结果就是「编剧不学无术,制片粗制滥造,导演拒绝负责」,最后再由纯粹的资本数字买单,挣钱就是好的,亏损就是坏的,不是不能讲功利,而是不应该只讲功利。「中国的市场就好像在监狱里捡肥皂,菊花一松节操就不复存在了,一旦试过,说不定还会爱上这种感觉。」

所幸互联网的兴起和繁荣,让内容创作者有了另起炉灶的机会,《豪斯医生》、《犯罪心理》、《绝命毒师》和《广告狂人》等海外作品的流入,也筛选出了相对前沿的受众市场,他们或许百般挑剔,但是至少勇于尝新。

深思熟虑之后,杨天桓决定进入行业剧题材,与《中国散伙人》同步开展的,还有一部描述导演行业的剧本在他手上推进,这也是中国新生代影视制作人的局限:暂时难以离开自我经验丰富的领域。

《中国散伙人》采用了美国情景喜剧常用的多主角结构,由离家出走试图证明自己的富二代、习惯于中英文混搭的高颜值海归、对美食有着独特热情的新媒体从业者、来自香港的内向宅男工程师、在微博上拥有巨量粉丝的网红和神神叨叨的互联网混子六人组成,同时邀请六禾创投、36氪等互联网公司客串表演,在虚实之间炮制出不少黑色幽默。

「我创业多年,从来都是先有想法再有产品,这次是先有产品,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想法……」、「那边那个DJ,也是个投资经理,手里也管着十个Million」、「新媒体时代概念最重要?你当做牛腩呢」……由于埋下了大量的行业梗,杨天桓连预告片都剪了三个版本,分别照顾理解能力位于不同层次的观众。

似乎也掺杂了《IT狂人》和《硅谷》的糅合影子。

在荒诞的场景中体现严肃感和正式感——或者用更为通俗的说法来讲,叫作「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是《中国散伙人》这部网剧的内容精髓,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剧和观众能否达成笑点的统一。

而编剧的功力,在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

创造美国收视奇迹的《好汉两个半》有着相当著名的幕后故事,在第八季结束之后,整部剧集的核心主角查理·辛与编剧产生矛盾,对剧组发出「二选一」的通牒,称自己和编剧只能有一个能够留下。彼时的查理·辛是全美片酬最高的当红名角,《好汉两个半》这部美剧也是以他和他的海边别墅为主要场景打造的情景内容,他若半途而废,对于收视率的打击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查理·辛拿钱滚蛋,编剧继续工作,并把维持了八季的男主角「写死」,请来阿什顿·库彻顶替成为新的主角,继续拍了四季方才宣告完结。

编剧地位及待遇的悬殊差距,往往让中国的同行心生羡慕,在《武林外传》之前,宁财神写了五年剧本,过的也是「吃了牛筋面,就不能吃抓饼」的窘迫生活。这是土壤品质和果实甜度的关系,用户往往抱怨后者的口感,却少有关注前者的健康。

作为真实的创业者,杨天桓并不反对创业这件事情,他将「散伙」定义为剧情的主旋律,只是出于「借机表态」的目的:「创业不可怕,可怕的是认不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敢承认心中的那头洪水猛兽,嘴里说着梦想,心中装着欲望,最后只能精神失常。」

这依然是他自己的现实写照。

2014年,他在南京创办众创空间,为本地创业者提供「水电煤」式的服务,并拿到了300万的天使投资。

同年,李 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并在国 务院层面出台了政府工作报告,鼓励地方政府实施「双创」****,希望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多管倾灌之下,必然泡沫丛生。

在自己的众创空间里,杨天桓自述「阅尽创投圈的人情冷暖」,见过言必称马云、马化腾但永远「只差一个程序员」的创业团队,见过借投资为名让创业者尽情「招待」自己的海归骗子,也见过连续创业失败之后转型职业经理人专门培训创业者如何「忽悠」VC并抽成股权的行业混子,在《中国散伙人》里,用户可以看到以他们为原型的各种角色,他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创业生态里常被忽略却密集存在的一层剖面。

「创业比就业更讲出身」,杨天桓常和他的客户——也就是那些投奔他的众创空间的创业者——作出劝诫,他说自己算是条件优于99%的创业者了,可是创起业来都还是踉踉跄跄的,实在捉襟见肘时还可以去刷自己母亲的信用卡,但是普通的年轻人只是因为头脑发热就要为此搭进自己最为珍贵的年华,非常不值。

在微信公号里,杨天桓写过一篇题为《万众创业葬送了多少人的前程》的文章,他在最后说道:「没有能力的、没有经验的、没有人脉的、家里没有钱的,老老实实工作。创业是一件厚积薄发的事情,年轻还是要多学习,少看创业报道,多学学实际的——写代码、做设计、画线框图,别老总想搞个大新闻。」

就像博尔赫斯说他的食粮乃是世间万物,在杨天桓的生活半径里频繁上演的现实戏码,成为他在筹划网剧时「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丰富素材。

众创空间不太挣钱——「那点利润还不够我们几个股东旅游一次」——但是杨天桓乐于接触这些鲜活的人,当有创业者选在办公室里成功求婚的时候,他甚至比那对情侣表现得更为高兴。

「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这句台词出自徐克担任编剧的《笑傲江湖》,由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悠然唱出,杨天桓说这是「唯一一部哪怕剧情再烂、故事多无聊我还是坚持完整看完的电影」,据说金庸对于徐克的改编意见不小,而杨天桓却更青睐徐克的偏执,在他缔造的充满隐喻的这系列武侠电影里,「没有扫地僧,也绝没有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恶人」,他的江湖,有来无回。

最大的共鸣,恐怕还是隔着岁月触景生情。

就像在《中国散伙人》里,主演之一的富二代在团队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时刻,又不得不回到家里,低头恳求自己的父亲「希望你能拉我一把」,后者的回应是冷冰冰的「玩大了,输了,就来找我?现在你知道了吧,这个游戏不是随你的脾气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

这未尝不是杨天桓给自己断掉的后路,他提前预设了最为难堪的场面和最为冷漠的结果,放在作品里供千万人讥笑,也就逼着自己押上了尊严,绝对不能赴其后尘。

2016年前6个月,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融资次数相较去年下半年跌掉近三成,且一级市场的投资从VC向PE转移的迹象尤为显著,资本寒冬如期而至,创业者的准备却算不上充分,整个行业也进入了丑闻频发的焦点期,刷单、造假甚至是剪电线的行为屡现报端,令人咋舌。

「像咱们这样的团队,哪儿能算得上是创业啊,顶多就算是个聚众赌博罢了」,借助无处不在的自嘲,杨天桓安排镜头里的六个年轻男女,从创业食物链的最底端站起来,去经历这个浮华行业的森森白骨,这部网剧在拍摄手法和演员表演等硬性指标上可能不无缺陷,但它在「真诚」一项的记分牌上,值得打出满分。

有趣的是,在《中国散伙人》里饰演六个主角之一的网红张可,是实打实的本色出演,她不仅是实名出镜,而且本人就是在微博上拥有七十多万粉丝的网红@除了我都是猪,自拍、直播玩得飞起,杨天桓因为曾经看她的视频「笑得植物神经紊乱」而邀其加入,成为《中国散伙人》确定的第一个演员。

在划分人群时,除了「屌丝」、「中产」、「九零后」这类标签之外,杨天桓认为「雅痞」这个群体是被广为忽视的,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不错的收入与品位,不会忍受两天不洗澡或是廉价酒精饮料的生活,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也在群体性焦虑之后有着些许「理性光辉」。

而《中国散伙人》就是以这个群体为轴心所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杨天桓说他的这项事业未必会在盈利层面表现出色,但「一定会在深度、广度、节奏和频率上保持得最好,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这个群体的自由、幽默、痛苦与孤独」。

赖声川则说日本的能剧最讲严肃和深沉,却一定要夹杂一个狂言,直接讽刺戏的本身,以求提高戏剧的境界,「因为当情感激烈到一个程度,再用另外一个形式来嘲讽这种激烈,更能达到净化的目的」。

他们两人,倒是合拍的。

浏览数: 次 星期二, 09月 27th, 2016

文/阑夕

上市公司的市值在短期内的波动,或许能够反映某种应激性的事件关联,比如苹果的市值在最近一周的时间内净增630亿美元,单周股价涨幅创下五年以来的最大纪录,这就和iPhone 7的发售存在可证的因果关系。

不过,这种数字游戏并不构成价值判断的依据,资本市场势必潮汐不断,涨跌起落均为常态,就像体育联赛的积分榜单,一场比赛的输赢对于大盘的影响微乎其微。

随着全球股市的回暖,加上各自业绩的提振,腾讯和阿里的股价一路看涨,而这两个巨头也同时盯上了“亚洲第一”的排位,相应的话题总有媒体推波助澜。

一个月前,腾讯公布上半年财报之后,股价应声上涨6%,一跃超过阿里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吴****频道的编辑当时让我分享看法,我是这么说的:

阿里的市值必须考虑到蚂蚁金服和菜鸟物流这两个置身于阿里集团之外的产物,在计入它们的成长和想象之后,腾讯的体量应该还是不及阿里的。

京东目前在和阿里的竞争中日趋吃力,因为它作为前人所开的路——物流、仓储等,都被阿里这种后人照搬,并在已有经验的情况下以更快的速度追赶,因此腾讯对于京东的扶持力度必然加大,刘强东和马化腾都输不起这场战争。

腾讯和阿里在最近的财报中都尽可能地在展示自己非主营业务的亮点,前者将游戏营收首次压到了50%以内,后者更是打出了“不再是一家电商公司”的口号。

目前看来,腾讯的业务更加扎实,游戏的利润率相当高,而广告则是全球最为发达的商业模式,只要腾讯将这两个业务做好,风险是最小的。阿里则属于冒险型的企业,它的变数之大,可能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而其插手领域之多,也非常考验这家公司的管理能力,因而阿里在可塑性和风险性上,都高于腾讯。

不出意料的是,一个月后,阿里再度反超腾讯,重回亚洲第一,又让媒体一阵喧嚣。

今天也正值阿里在美上市两周年的日子,马云特意发了一条微博,称“两年,经历了很多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事情,一直在践行两年前的信任之旅,一直在信任和误解中挣扎,一直在相信相信。”

颇有沧海桑田的味道。

众所周知,巴菲特的投资范围极少涉足科技行业,他所掌管的伯尔希克·哈撒韦公司仍然依靠保险、能源和铁路等传统行业产生回报,但在2016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说他现在一周时间有十个小时是在网上打桥牌,甚至想要去用一下Tinder(一款风靡年轻人群的社交应用),他对商业与创新持有无与伦比的乐观:

“我所有中产阶级的邻居都定期享受比约翰·D·洛克菲勒在我出生时更好的生活水平。他无与伦比的财富买不到我们现在拥有的,无论是什么领域——仅举几个——交通、娱乐、通信或医疗服务。洛克菲勒当然有权力和名声,不过他不能活得像我的邻居现在一样好。”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中产阶级尽管常与焦虑和不安为伍,但他们释放出来的旺盛且急切的消费能力,成就了阿里和腾讯这些互联网巨头的繁荣,而亚洲之巅的座次交替,只不过是结论的显性形态罢了。

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学派认为,生产结构的复杂性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生产效率,就像砍柴之前需要先去弄到一柄柴刀,虽然寻找或是制造的过程需要投入时间成本,但它却能够推动产业的升级机遇,让徒手折断树枝的行为退出市场。

之所以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下面这张图片:

来自华普永道

来自华普永道

它显示了最近数十年来,科技产品在中国市场获取前一亿用户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排在前三位(用时最短)的产品,恰好分别是阿里的余额宝、腾讯的微信和阿里腾讯合投的滴滴,也就是说,这两家公司,共同完成了它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升级,并克服了经济周期的影响。

这也是资本向其集中、最终推高市场估值的本质动机。

之所以百度对于“掉队”的舆情格外敏感——马云曾将“BAT”的“B”拿出,用代表蚂蚁金服的“M”替代,成为“ATM”——也是源于这种未能造出合适“柴刀”的焦虑,从而在指数层面限制了它的增长趋势。

对于新晋的创业公司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时代光景,尽管仍有创业者忌惮巨头的“金元攻势”,但是“一言不合就收购你”的待遇,还是远远胜过那个带着原罪的抄袭制胜的年代。

连硅谷也感受到了“中国土豪”的不俗阵仗:

来自华盛顿邮报

来自华盛顿邮报

以2008年和2012年为两条分界线,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来自中国的产业资本是如何涌入和驻扎在旧金山的。

其中,又是阿里和腾讯,占据着绝对的主角。

在阿里的投资口袋里,有着母婴电商Zulily、社交应用Snapchat、拼车软件Lyft、视频应用Tango、物流服务商ShopRunner、搜索服务工具Quixey、游戏制作商Kabam、增强现实项目MagicLeap等相对市场化的创业公司。

而在腾讯这边,则不乏人工智能产品Diffbot、医疗健康产品CloudMedx、深度学习项目Skymind、云计算产品ScaledInference、增强现实硬件Meta、太空探索项目World View、好莱坞传媒STX等相对技术化的硅谷新星。

《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受到中国企业投资的美国创业者的感慨:“中国的投资者在谈判进程上的效率快得惊人,他们看上去不想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中国的科技公司尚未妄自尊大的认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事实上,在互联网的基础服务和技术深度上,美国至今仍然难以遇到堪与匹敌的对手——但是诸如Facebook专门挖走微信国际版的产品经理这类事件,还是呈现出一种隐约的竞合关系。

美国市场调研公司Stratechery的创始人Ben Thompson认为,中国的许多智能手机用户不曾有过个人电脑,也有大量的中国人难以取得信用卡的开户资质,然则“祸兮福兮”,这种断代使得中国跨越了互联网和金融的中间阶段,直接在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领域拔得头筹。

无论是中国的“BAT”还是美国的“GAFA”,它们均为成立超过十年以上的企业,也就是说,在“马太效应”的帮助下,这些头部企业已经拥有极深的围栏,在兼具不惜血本和不失勤勉的特征下,能够挑战它们地位的后起之秀,少之又少。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未必健康,却也无从干涉。

尤其是在中国,在估值50亿美元以上的全部16家未上市公司中,只有4家(大疆无人机、借贷宝、乐视移动、今日头条)没有阿里或是腾讯的资本进入,这应证出一个影响相当深远的实情,即:在下一轮的产业丰收季,第一个收割庄稼的,还是那两个距离田地最近的大户。

俨然是商业领域的“盖茨比曲线”。

不过马云也说了,“想让农民富起来,靠的不是把地主弄死”,警惕巨头的势力膨胀,并不意味着否认巨头的生存合理性,在不同的社会分工中,自然会有不同的角色来做出各自的判断,没有谁能够预见黑天鹅的问世。

你怎么看?

浏览数: 次 星期三, 09月 21st, 2016

文/阑夕

1、阿里的HR,几乎每隔一年,就会在知乎火上一次,而且已经有了段子:阿里内网的技术升级,永远来自HR的强力驱动。曾经因为马云抱怨内网信息总是外泄,HR连夜催着技术给每个员工的访问界面增加了一层肉眼不可识别的单独匹配代码,这样在截图出去的时候,技术可以根据图片锁定是谁截的这张图。去年,阿里的HR又伪造离职谈话记录,被愤怒的离职员工贴到知乎,阿里对HR只是处以记过处分,而负责开发内网的团队则因‘安全事故’——就是让离职员工看到面谈记录——被打了不合格的绩效。有人翻出马云在2010年声称‘阿里内网要向全社会开放、公开透明是阿里的企业文化’的发言,倒是证明了言多必失的古老道理。

2、‘月饼事件’在两个圈子里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舆论倾向,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成员多以互联网从业者为主——大部分都为那四个程序员叫屈,认为阿里的奇葩HR又是在展示他们价值观的地板,而在微博上,那些将之视作公共事件的看客,则大都奇怪于为什么开除这种监守自盗的员工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毋庸置疑的是,观念的迥异取决于立场的割裂,每个人都试图扮演其中一方的角色,并将利益得失代入其中,有人体验居安思危,有人感到为民除害。

3、在看到当时员工的自述之前,我也以为这几个程序员是用了多么高端的技术手段攻破了阿里的安全系统,结果原来仅仅只是写了一个不间断提交申请的脚本,在网页端完成了秒杀活动所需要的行为条件。这种做法,委实和春运时期网民们通过各种工具到12306抢票没有任何分别,当12306升级算法时你们倒是骂得痛快觉得又给人民添堵了,怎么换到这次事件里你们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大骂作弊者不要脸了呢。

4、即使是为了保障公平的目的,前置的制度设计也远比后置的解释权力要更加有效,阿里本身没有对活动做出‘同一帐号只能购买一次’的设置,导致重复购买都被算入库存消耗,有人阴差阳错且在没有造成实际损失——那几个程序员主动向上级报备了这次事故——的情况下,这差不多是教科书式的白帽子案例,也提供了解决漏洞的契机。

5、当然,当乌云仍在‘因故升级’的时期,这套白帽子的逻辑可能无法得到多少认同,它有点像是将某些互联网文化纳入法外之地的诡辩。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在西方互联网,黑客的恶作剧精神源自海盗传统——迄今为止,苹果每年生日都还会在库萨比诺的总部升起骷髅旗——这种挑战法律和规则的叛逆造就了互联网对于开源和自由的信仰,也让各种开放式的协议组成了人人皆可享用而不受到任何政权支配的数字世界。

6、然而,白帽子的所作所为在事实上相当于有人撬了你家的门锁,发现了装置的漏洞,然后通报了你,有人感谢撬锁者帮助自己排除了一项安全隐患,也有人控诉撬锁者侵犯了自己的住宅,不同的认知将会递进出不同的态度。尽管即使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也告诉我们扼杀白帽子看似能够带来一个短期内的安全环境但在长期看来会让安全隐患不断滋生最终酿成大祸,只是社会的接受程度决定了这种舶来文化的生存空间,别无他法。美国国防部旗下一百个多网站在去年发生了不同规模的信息泄露事件,导致五角大楼在今年年初拿出数十万美元奖励那些攻破政府网站的白帽子,以便于自己提高查找和修复漏洞的效率。

7、事实上,在2014年,支付宝也曾被白帽子找到过一个登录漏洞,在公布之后,阿里向白帽子奖励了5万元人民币,还发出公告,继续拿出500万重奖那些有能力突破阿里安全防线的白帽子,这种态度在当时获得了相当高的业界评价。

8、从‘月饼事件’谈到白帽子或许有些小题大做,但因‘月饼事件’而开除员工并让后者背负职业污点——这在企业用人时的背景调查相当致命——同样显得小题大做。这种手法承应于阿里内部反腐****的高压线,希望起到杀鸡儆猴的恐吓作用,但是拿着金牌令箭斩人上瘾的快感,大概只会复兴东厂式的威风。是的,就算你一万次强调1983年的‘严打’不搞不行那时的车匪路霸已经嚣张上天了,我也会一万次的回复你把一个为自己女朋友拍了几张裸照的男青年判处死刑是他妈的脑子抽风。

9、我要说的是,这的确属于企业文化的选择问题,无论企业如何作为,它都必然有着合乎情理的缘由,并对企业的形象做出客观上的锚定。令人遗憾的是,在远不到最为恶劣的条件时,事情有了最为恶劣的结果,这种伤害对于阿里这家公司本身,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忽视。你要了农民的温顺和驯服,就别指望得到海盗的桀骜和灵性,求仁得仁。

10、说了这么多,谁给我寄一盒阿里的月饼尝尝?

浏览数: 次 星期三, 09月 14th, 2016

文 | 阑夕

上个月,腾讯在海南办了一场「QQJOY」,在不大的场地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泛娱乐」项目展台,游戏、动漫、直播、社群,一应俱全。

腾讯SNG(社交网络事业群)增值产品部总经理刘宪凯记得,当他提前到场接受采访直到离开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一名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就在旁边的角落里化妆,伴随着夸张的假发、服装和道具,从一个普通寻常的中学女生到一个脱胎于二次元世界的奇幻少女,她就这么在刘宪凯的眼下完成了蜕变,并相当自然的和环境融为一体——还有成百上千个和她打扮相近的Coser人头攒动,将这场活动变成了属于她们的「面基」盛会。

刘宪凯后来说自己也说不上完全懂得当前年轻人的想法,但是作为腾讯QQ的变现业务负责人,他必须学着理解这些年龄比他小上一轮甚至两轮的孩子,所谓「知彼解己」,只有对用户心理的揣摩到位,才能制定方寸合适的商业策略。

在谈及腾讯的切肤之痛时,不妨先来看看Facebook的同工异曲。

2005年,时任美国娱乐传媒集团MTV总裁的迈克·沃尔夫邀请马克·扎克伯格搭乘自己的私人飞机回家度过圣诞,在这趟别有用心的旅程中,沃尔夫用了五个小时的时间劝说扎克伯格将那个「大学生约会网站」——也就是创建不久的Facebook——卖给自己:「你不是感慨这架飞机很酷么,把公司卖给我,你也可以有一架了。」

沃尔夫对于Facebook的追求和扎克伯格对于Facebook的坚持有着相同的理由:这个社交平台已经呈现出吸引年轻用户的强烈能力,它让沃尔夫充满不安,也让扎克伯克雄心勃勃。

只是,让扎克伯格没有想到的是,尽管Facebook的巨大成功让他早已不必垂涎富豪的私人飞机,但是就在不到十年之后,他也站在了当年的沃尔夫的位置上: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当那些往昔的大学生成为成年人并继续占据着Facebook时,新的一代年轻人开始排斥这个过于成熟的社交网络,Facebook亦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它需要解决年轻人对产品失去兴趣的问题。

于是我们可以将那个私人飞机的场景换成扎克伯格的CEO办公室,他给Snapchat的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打电话,将收购报价从10亿美元涨到了30亿美元——根据投行的透露,最后的报价可能跟高——但是斯皮格尔总是以挂断电话结束了他和当今社交网络巨头掌门的会话。

斯皮格尔是90后,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刚在不久前公布了和炙手可热的超模米兰达·可儿的恋情,在Facebook致力于通过关系及内容数据的沉淀构建史无前例的社交图谱时,Snapchat祭出「阅后即焚」(不保留任何聊天记录)的旗帜,轻而易举的攻破了Facebook的坚实防线。

虽在Snapchat身上遭遇挫败,但是扎克伯格仍然没有放弃阻碍年轻人逃离的努力,他挥斥重金买下了Instagram和WhatsApp,模仿Snapchat做了Poke和Lifestage,取得了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成效,但还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Snapchat愈来愈大。

这种「风水轮流转」或许正是互联网的魅力之一,在这个行业,如果不能保持持之以恒的危机感,积累和资历的价值转瞬就会沦为企业的负资产,败给新的概念、新的机遇或是新的趋势。

与Facebook的焦虑相比,腾讯在中国市场的处境可能要好一些,它并没有那么担心年轻人出逃的问题——即使存在发生概率,那也只是从QQ迁徙到了微信,属于「内部流通」——而那些与其同跑道的竞争对手,如陌陌、抱抱和In等产品,也都很难说得上对腾讯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在担任SNG增值产品部总经理之前,刘宪凯服役于QQ会员产品部,变现产品包括会员、QQ秀和各类钻石特权等,这也是腾讯增值业务的发源之地,尤其是QQ秀,在涉足游戏领域之前,它和SP业务是腾讯最重要的两条营收「血管」。

大约是从2006年开始,以QQ秀为代表的虚拟商品销售业绩开始由顶峰下滑,刘宪凯后来回忆那时的内部争论持续了近一年,最终的结论是用户的兴趣和属性发生改变,但仅是运营商品——且是虚拟商品而非实物商品——不足以时刻跟进这种变化,因此要将运营对象从「商品」改为「人群」

在刘宪凯看来,这也是风险极高却大获成功的一战,当那些虚拟商品的购买从单位付费变成会员包月之后,QQ会员取代了零碎的付费项目,一跃成为腾讯增值业务的主干道,迄今为止的用户规模已经超过5000万,而以QQ会员为中心,它向四周开枝散叶嫁接过去的游戏、支付、音乐、影视等产品,更是获得了一个庞大的流量入口。

刘宪凯事后总结:「按‘个’售卖商品,你和用户是纯粹的交易关系,按‘人(QQ会员)’匹配商品,你和用户是一对一的服务关系,二者的最大差异就是情感的有无。」在精心规划的会员等级体系下,数据的乐观反馈让刘宪凯和他的团队受益匪浅,他们意识到在给特定人群一个标签之后,用这个标签来做深入管理,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此一役,QQ的整个增值业务,也就都交到了刘宪凯手上,而在用更加广域的视角来看待QQ的用户时,他发现需要运营的标签叫做「年轻」。

QQ这款产品并不年轻,它已经十七岁了,这在中文互联网的历史上属于罕见的「高龄」,在面对「年轻化」的课题时,QQ内部也产生过分歧,有人认为QQ抓不住老用户却要去追求十几岁的孩子,这是逃避困难,也有人坚持年轻象征着未来和主流,不能逆势而为。

最终,推动产品决策的不是讨论,而是数据:截止到2015年,QQ的用户有超过半数都是90后,如果再加上80后,这些人群的总量占到了80%以上,在这样明确的特征指向下,与年轻做伴成为QQ唯一的选择。

而在另一方面,选择年轻,也就意味着可能会长期位于所谓「鄙视链」的下游。

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网络社会」不是即将出现的一种社会结构,而是唯一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所有的年龄断代和阶层分化,都将如同镜面一样,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上演

因此,包括Facebook和腾讯在内的以人为经营主体的互联网巨头,都在重新界定它们的事业性质:通过动态而非静态的场景来收纳不同层次的用户,放弃「一招通杀」的理想。

「两条腿走路」的腾讯,QQ和微信,前者负责迎新,接待一切年轻的互联网新住户,迎合他们的天马行空,后者服务「大人」。「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单位,腾讯这两款产品,几乎把人的一辈子,都给圈进去了」,在知乎上,有人这样评价如今的腾讯。

而在腾讯的「****」战略里,QQ和微信的表现则是迥异的,微信的忠实用户深恶痛绝的那些内容——个性化的气泡装扮、复杂的社群功能、各种礼包的推送——都被QQ的用户消化。

除了Cosplay之外,「QQJOY」还承担着QGC夏季联赛总决赛、二次元原创作品展、热门手游特权领奖等诸多项目使命,许多相约从外地过来参会的结伴学生也让腾讯的团队感到「与自己那时管教颇严的青春大为不同」。曾有选手现场表演在手游「天天酷跑」上连续跑了两个多小时,连拍视频的人都换了几拨,他还全神贯注的乐在其中,在相关的QQ群和兴趣部落里被尊为「大神」。

所以刘宪凯现在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将QQ的流量导向那些垂直方向的业务,还有将用户串联起来形成具体转化路径的问题,比如一个QQ的用户在使用QQ帐号玩上某款手游之后,他能够怎样找到这款手游的玩家QQ群和兴趣部落,又怎么去阅读手游设定使用的原创网文,当游戏向用户赠送主题表情贴纸之后,他又可以怎样的在QQ聊天中顺利使用,如果他游戏水平特别厉害,又能否有一项赛事让他获得荣誉?

就像科幻小说里常有的供应人类一切吃喝拉撒的托拉斯式企业,QQ也想全方位的渗透到年轻人的网络生活中。

刘宪凯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他对QQ用户的理解:

「其一,是他们注重娱乐,不吝于独享,而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让别人来和自己一起玩;

其二,是他们喜欢深度参与,好比说成年人喜欢打麻将,但他们显然说不上会和麻将有什么深度的交流,但是年轻人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用户会为《王者荣耀》的英雄画插图写小说,在圈子里很受欢迎;

其三,就是他们的消费倾向比过去更加强烈,也能够尊重对于版权和创作的付费机制。」

根据腾讯2016年Q2财报显示,在增值服务业务的结构中,来自社交网络的收入达到85.56亿美元,这是除了游戏之外,腾讯第二强劲的现金引擎。

2013年,马化腾曾在某场论坛上提及他对Snapchat的看法:「年轻人现在在互联网上喜欢的东西,我越来越看不懂了,这是我最大的担忧。包括现在美国一个非常火的发送照片的平台,但是我用起来觉得很没意思,我本来就干这行,但是我都觉得没意思,但是12到18岁的女孩子非常喜欢玩,特别火爆。」

而我相信的是,如果马化腾现在去感受一下QQ,他也不太能够看得懂年轻人的狂欢乐趣,而这些人的看不懂,就对了。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浏览数: 次 星期一, 09月 12th, 2016

译/阑夕及他的朋友

2013年,在香港的一家酒店里,爱德华·斯诺登因为公开了美国情报间谍机密而震惊了全世界。在他逃往莫斯科之前,爱德华·斯诺登从全世界的媒体和特工眼前消失了。三年之后,德国媒体Handelsblatt(德国商报)找到了那些曾经协助隐藏斯诺登的人们:除了2个人权律师之外,还有那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已经失去了一切的难民们,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出卖这个价值连城的情报。时至今日,他们都希望再次见到斯诺登这个相处短暂却情谊非常的老朋友,但严峻的现实导致他们再次见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是他们的故事。

霍炬在他的朋友圈推荐了这篇文章,而我用了点儿时间,和朋友一起把全文无删节的翻译了出来,在这个美好的星期日,我强烈推荐诸位阅读这篇可能篇幅有些略长(一万三千字)的同样美好的文章。

2013年,香港, 6位曾经保护斯诺登逃脱美国国家安全局追踪的难民。他们只愿公开姓氏。从左到右依次是:Ajith,曾经是一名士兵,来自斯里兰卡;Vanessa,菲佣,和她的女儿Keana;Nadeeka,斯里兰卡难民,和她的丈夫Supun,女儿Sethumdi(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爱德华·斯诺登不喜欢吃蔬菜。Nadeeka边笑边在她的小厨房里洗着盘子。那个在她房间里度过三天的客人,曾经是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但是在饮食习惯上却和她的女儿Sethumdi如此类似。肉吃光了,配菜还在盘子里。2013年的夏天,斯诺登和Sethumdi在房间走道里玩耍,如此的时光里,这个美国人看起来平常。

Nadeeka,一个有着一头乌发的娇小女人,洗完盘子后来到走道。她的客人已经再度回房间了。她敲门进去那一瞬间,斯诺登一如既往地在看他的笔记本电脑。Nadeeka告诉他自己打算去买点东西。她很抱歉,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必须在这个闷热的房间里待这么久。他看着她,没有动,然后说:“Nadeeka,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活着,但到了外面,就会死。”

在此之前,世界上从未有哪个间谍像斯诺登一样。“我叫爱德华·斯诺登,29岁。我为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工作,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分析师”,在这段于2013年6月9日播出的采访的开头,他这样说道。然后,他告诉观众们,一名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所能做到的一切。

这段采访冲击了全球。尽管此前人们已经有所怀疑,但斯诺登的揭秘仍旧让他们脊背发麻。这个年轻人冷静地描述着美国国家安全局如何记录和存储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每封邮件每条短信。每个在使用的电话号码、每个网络地址以及每次网络购物都能被追踪被访问。所有的这一切均没有得到法律许可或政府批准。全世界出离愤怒了。

斯诺登的揭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和共鸣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做的充足的准备。接受采访的几周前,他抵达香港,行李中携带了一些U盘。这些存储设备里有数不尽的美国情报服务的文档。之后,他组织了一次会谈,参与者有一名英国卫报记者,以及美国纪录片制作人Laura Poitras。

棱镜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最大的窃听计划,数据涉及苹果、Facebook、Google、Yahoo以及其他许多科技公司,其相关的曝光文章在6月开始陆续出现。事实真相的揭露引发群情激奋。数天内,全世界都想知道谁是这个惊天爆料的来源,直到斯诺登出现在他的采访视频里。身份公开后,斯诺登便成了对抗美国信息监控活动的代言人。

除了对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准备过程极其缜密,这个年轻人也略微考虑了一下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英国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对斯诺登的采访是2013年6月6日于香港香港美丽华酒店进行的。采访公开后的三天内,这位揭秘者仍旧停留在这家酒店。

全世界都知道了斯诺登的样子,他再也不能在外面随意活动。住在另一家酒店的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也发现,去见斯诺登已经不再安全,会有其他的记者跟踪他。揭秘者陷入了困境。

“斯诺登的揭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和共鸣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做的充足的准备。接受采访的几周前,他抵达香港,行李中携带了一些U盘。这些存储设备里有数不尽的美国情报服务的文档。”

律师

2013年6月10日,大屿山,这座香港263岛中最大的一岛,太阳才刚刚升起,Robert Tibbo的电话就响了。这位49岁的律师睁开眼睛看了看钟,觉得相当烦躁,于是翻了个身继续睡。几分钟后,电话再度响起。等到第三次响起的时候,Robert Tibbo最终还是接了。

20分钟后,他开着自己的马自达前往九龙,香港美丽华酒店所在的地方。Tibbo感觉有点不适。作为一个律师,他已经在香港工作了8年。之前,这位加拿大人是澳大利亚孟山都公司的一名化学工程师。后来他在香港开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读法律学校,专门从事人权维护方面的工作。那时,约有12000名难民居住在香港,其中的许多生活于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因此Tibbo可以接到许多工作。

香港,爱德华·斯诺登与帮助他逃往莫斯科的加拿大律师Robert Tibbo。拍摄于2016年7月下旬,一家秘密的莫斯科酒店内。(图片来源:N.Y。 Jennifer)

这位律师开得飞快。香港,一个有着7百万人口的中国南部沿海的特殊的行政区域。得益于超高的机动车税和极好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大都市相比,香港很少有交通拥堵发生。Tibbo开到了最快。真是个糟糕的周一!他伸手去拿他的手机。

“你现在在哪儿?噢,不,那太危险了。我马上就到。”他气喘吁吁,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

Tibbo走进W酒店的大堂,这里是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入住的酒店。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已经有成批的记者在酒店大堂安营扎寨。在他们疯狂寻找斯诺登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Greenwald。此时他们仍旧不知道他们所寻找的爆料者的身份,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办法:跟踪Greenwald,直到他带着他们找到斯诺登。

Tibbo头天晚上也在电视里看了斯诺登的采访,像世界上其他人们一样,他震惊了。他对这个美国人在谈论美国国家安全局时所表现出来的轻松冷静表示佩服。但几个小时后,Tibbo的钦佩就变成了恐惧。斯诺登和那些记者们在出卖了美国情报机构最大的秘密后,就这样打个哈欠蒙头大睡去了?

斯诺登视频曝光后不久,Greenwald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他提醒这位记者整个世界马上就要开始搜寻斯诺登了。这个美国人需要一个律师。很快,他的朋友告诉他,Greenwald的读者认识两个最好香港的人权律师:Robert Tibbo和Jonathan Mann。

在W酒店,Tibbo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Jonathan Mann前往香港美丽华酒店去见斯诺登,同时Tibbo前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办公室(简称UNHCR)。

Greenwald则原地待命。Tibbo离开酒店后就直接去了UNHCR。他表明情况:一个在香港的美国人急需政治保护。UNHCR对这个不明确的需求表示非常疑惑不解。此时,Tibbo的电话又响了。

斯诺登打来的。

他很紧张。早前,斯诺登说他的证言远比个人自由重要。但是现在,揭秘所带来的后果开始显现,然后他开始意识到,如果离开酒店他就会被捕。那他应该去哪里。

“别担心,”Tibbo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斯诺登现身

Nadeeka并没有在见到爱德华·斯诺登的那一瞬间就认出他来。这个年轻人站在她的公寓门前,戴着一顶棒球帽,拿着一个蓝色塑料袋。Robert Tibbo站在他身边。这位曾帮助Nadeeka在香港获得自由的律师在不久前打电话给她,说有个人需要保护,需要Nadeeka的帮助。

那晚,斯诺登睡在Nadeeka和女儿常睡的地方,一个裸露着墙皮的、100平方尺的房间的旧床垫上。而Nadeeka和她的女儿Sethumdi则睡在走道上。

第二天早上,斯诺登请Nadeeka帮他买一份报纸。当Nadeeka打开《南华早报》的时候,她目瞪口呆。眼前这张照片上的男人,此刻正坐在她家的床上。她正藏匿着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

当记者在香港见到Nadeeka时,她当时并不怎么好。那是2016年夏季,炎热的一天,那天气温达到31摄氏度(88华氏度),湿度90%。Nadeeka刚从医院出来。她想要亲手抱抱她3个月的小儿子Dinath,但是Dinath却因为耳部疾病导致****感染,医生决定让他留院。

她的公寓在九龙一个高层住宅的四楼。穿过杂乱的楼梯井,杂物堆,和电线裸露的保险丝盒。从经过的楼梯的窗户往外望,可以看见附近楼顶的非法搭建。

Nadeeka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两室公寓里。淋浴间在楼梯井里,炉子在厕所旁。墙皮裸露,唯一的一点色彩就是Nadeeka的丈夫Sunpun画在墙上的一副彩色风景画。

Nadeeka打开门,她的女儿Sethumdi兴奋地跟在她身后蹦蹦跳跳。这个五岁的小姑娘看起来毫不受周围贫困环境的影响。这个眼睛明亮的小女孩把她的塑料玩具给我们看。她沉浸在一个奇妙的世界里,在那里她是一位公主。Nadeeka摸着女儿的头,拉出一把破了的椅子和一个塑料凳子坐下,然后告诉我们她是如何来到香港的。

“她的公寓在九龙一个高层住宅的四楼。穿过杂乱的楼梯井,杂物堆,和电线裸露的保险丝盒。从经过的楼梯的窗户往外望,可以看见附近楼顶的非法搭建。”

缝纫女工

1983年,Nadeeka出生于科伦坡,斯里兰卡的首都。父亲是巴士司机,母亲是家庭主妇。Nadeeka18岁时,她开始在一家工厂里当缝纫女工,为耐克和玛莎做儿童服装。她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6天,加班是常事。工厂里工人去厕所都需要经过领班同意。如果Nadeeka没有完成规定的服装数量,她就得无偿加班直到她的工作量完成。当有紧急订单的时候,600个女工就必须彻夜工作。

但辛苦的工作并不是Nadeeka离开故乡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Nuwan,他是Nadeeka每天上班路上都会遇到的男人。Nuwan来自于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家庭。2003年3月,他第一次和Nadeeka,一个害羞的年轻女人说,他想同她约会,但她拒绝了。

6个月后,Nuwan跟踪Nadeeka一路从工厂到她父母家,求她当他女朋友。Nadeeka动摇了——至少有一点——10月,她告诉Nuwan,他必须先征得她父母的同意。Nadeeka的父母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告诉他下次得带着自己的父母来。不过他们还是同意了他和自己的女儿约会。

Supun和Nadeeka,两个在香港的斯里兰卡难民,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消失在香港酒店后的第一个避难所。(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四个月后,他们上床了。Nadeeka,一个在她的教育观里婚前性行为是被禁止的女孩,开始是拒绝的。但是Nuwan坚持,并且Nadeeka也觉得自己肯定会嫁给这个男人的,所以最终她同意了。

2004年末,Nuwan出国了。接着就有谣传说他在外生活得十分放纵。当他2006年中回到斯里兰卡时,Nadeeka的父母告诉他,他和他们女儿的关系结束了。而这,就是噩梦的开始。

Nuwan骗Nadeeka来到一个朋友的公寓,强暴了她。从那时起,他每周都要求性交数次。如果Nadeeka拒绝,Numan就会打她强暴她。恐惧于会被周围人耻笑,Nadeeka没有向警察或者医院寻求帮助。当她想要起诉Numan时,她被威胁了。Numan给她看了一个秘密拍摄的他们的性爱视频,并威胁Nakeeda如果她抵抗,他就会公开这个视频。同时,Nakeeda发现Numan结婚了,并且妻子已经怀孕。Nadeeka感到莫大的侮辱和恐惧,她认为自己永远都嫁不了人了,所以喝农药自杀。

在医生救了她的命后,Nadeeka藏到了一个亲戚家。但是Numan还是找到了她,并威胁要杀了她、她的父母以及所有帮助她的人。因为Numan的家庭和执政党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所以他有政治保护。警察不会为难他。2007年12月,Nadeeka逃到香港,在这里,她遇到了她想要与之结婚的人。

科伦坡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Supun曾经是一个高傲的男人。十几岁时,是斯里兰卡一名备受期待的板球****员,而板球是斯里兰卡最受欢迎的****。他在学校很有名,是个万人迷,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扬名。如今,他却住在破旧的公寓里,坐在Nadeeka的身边,双眼布满血丝,显得有点难为情。

Supun 困在香港11年。一直靠父亲养活着,为了他,父亲卖掉了房子。Supun也想做工补贴家用,但他却不能。作为一名避难者,还没有获得法定身份,所以不允许在香港工作,也不允许离开香港。生活对他来说如同坐牢一般,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第一次听到爆炸声时,Supun才九岁。1993年,劳动节,当时他正在修自己的自行车。突然,他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整个地都在震动。一个绑了炸弹的自杀式袭击者在一场公共集会中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总统Ranasinghe Premadasa和许多旁观者不幸身亡。

斯里兰卡的内战持续了多年。政府以及反对军武装组织的战斗策略和征兵政策都相当残忍无人性。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但一旦支持了其中一方,这个人立马就会成为另一方屠杀的目标。Supun在上学的路上经常看到烧焦的尸体,叛乱者的脖子上被绑上浸满汽油的领带,然后点火。为了遏制民众,学校前经常悬挂着那些反对政府的学生的被砍掉了脑袋的尸体。

Supun六岁的时候开始打板球,他的天赋以及对这项****的热爱帮助他入选了全明星队。在Supun12岁的时候,斯里兰卡赢得了世界杯。在斯里兰卡没人比板球****员更受尊重了。Supun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板球选手,然后再转型去当演员或者歌手。

17岁时,他恋爱了,却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他的女朋友Inoko来自于一个积极拥护反对派的家庭,而他的父母和亲人却支持执政党UNP。这简直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

当Inoko的父母发现他们的女儿正在和一个对立派的年轻人约会时,就威胁要杀死Supun。Inoko的家庭想把Inoko嫁个一个她没见过但却符合家族利益的男人。走投无路的Supun和Inoko在2003年10月秘密结婚了。

斯里兰卡的政局状况在2004年UNP落选以后一落千丈,更为糟糕。很快,Supun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让他赶紧躲起来。因为她无意中听到了她兄弟间的对话,他们找到了Supun在科伦坡的新住址并且准备去抓他。

Supun从一个藏身地搬到了另一个,但他妻子的兄弟们还是找到了他。他们用金属棍棒打他,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妹妹。但是这对爱人依旧偷偷继续见面。

当Inoko的家人发现他们居然秘密结婚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Inoko的兄弟们把Supun打到半死,并软禁了Inoko。他们强迫Inoko签署离婚协议,威胁她如果不签字,就杀了Supun。Inoko没有办法,只得服从,但是Supun却拒绝离婚。光天化日之下,Inoko的兄弟们用棍棒毒打Supun,而这次,是在他的妻子的眼前。

Supun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警察,但却没有用。Inoko家族支持的政党如日中天。警察根本不敢把Inoko的家人怎么样。反而在Supun交完文件费用之后,把他打了一顿。2005年3月,Supun逃到了香港。他选择香港仅仅因为这里不需要签证,只需要一张车票。Supun拖着仅有的一个行李箱离开了斯里兰卡,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香港美丽华酒店是香港最时尚的酒店。2013年6月1日,斯诺登穿着一条牛仔裤和褪色的T恤,握着一个魔方作为接头物品,接受了Laura Poitras和Glee Greewold的采访。”

天堂里的悲惨世界

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看起来如此美好,仿佛应许之地。位于中国南部海岸线,风景如画。世界的各大银行在此竖起了摩天大楼,街上满是豪车。世界金融中心里的丽丝卡尔顿酒店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香港有着17亿欧元,约合19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盈余。仅仅20平米(215平方尺)的小公寓就需要一百万欧元。高级公寓则可以卖到690万欧元。

这是斯诺登在2013年5月抵达香港后感受到的这个城市的一面。坐落于弥敦道的香港美丽华酒店是这个城市最具风格的酒店。豪车成队排在酒店入口前,进入大厅后,可以看到弧形的白色墙壁以及时兴家具。在这里,斯诺登穿着一条牛仔裤和褪色T恤,手拿魔方以暗示身份,接受了Laura Poitras和Glee Greewold的采访。

从美国情报局逃跑的10天后,斯诺登开始熟悉起香港的另一面熟悉来。

斯诺登第一次接受庇护的地方,就是Nadeeka和Supun居住的公寓。公寓由一家本部位于瑞典的国际社会服务机构(ISS)经营,是一个正式的非政府组织(NGO),ISS和香港政府签订了一个相当合算的合同,主营难民居住屋。2015年时,市民大规模的抗议迫使城市管理者关闭并清理了超过60个的贫民窟:据报道,ISS的工作人员们将难民们送到了牟取暴利的贫民窟房东那里,他们将难民们安置在猪圈和鸽子笼一样的地方居住,以此从数百万的社会福利拨款中获利。政党、ISS高层以及恶劣房东们至今仍一脉相连。

当然ISS否定了这篇报道,以保护着它在香港的地位和权益。

香港美丽华酒店,香港奢华酒店之一,也是斯诺登2013年6月接受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和纪录片制作人Laura Poitras采访的地方(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香港对难民的福利政策饱受批评。难民拿到的兑换食物的票据只能在百佳超市使用。百佳超市,是亚洲首富李嘉诚经营的连锁超市。但不论像Nadeeka和Supun这样的难民抱怨过多少次百佳超市的物价比其他地方高,以及兑换券每月底就失效这件事,都没有任何改变,无济于事。

初次庇护

2013年6月,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斯诺登。卫报的采访使他成为了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发布命令逮捕斯诺登,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将军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搜捕斯诺登并引渡回国。同时,美国自己也展开了搜捕,被情报局内部人员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情报局搜人工作。参议员Lindsay Graham说:“希望我们坚持追查他到世界尽头,并把他带回接受审判。”

对于斯诺登来说,世界尽头就是Nadeeka和Supun的公寓,他们毫不犹豫地接收了他。第一次见到这个美国人的时候,Robert Tibbo站在他身边。这对夫妇本来就想回报Tibbo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Tibbo这位人权律师帮助这两位难民留在香港,未被驱逐。他们两人都被逮捕过好几次,而每次都是Tibbo保释他们出来的。在这个特别行政区,只有千分之三的申请人能获得难民身份,Tibbo是少数帮难民说话的人。这就不奇怪Nadeeka和Supun为什么愿意这个全世界都想找到的男人住进自己的公寓。

斯诺登害羞且有些紧张。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在追我”后便沉默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这个揭秘者身份的客人和房子的主任几乎不说话。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他的笔记本电脑前戴着耳机。Nadeeka和Supun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这是他们离奇经历的开始。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住在他们的公寓里,而他们却不能告诉任何人。Tibbo让他们卸掉手机电池,并且不能在电脑中用谷歌搜索类似“斯诺登”或者“NSA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样的关键词。这位律师谨慎地将这个美国人藏在没人能找到的地方,而且决定长期如此。

虽然斯诺登极少开口,但房主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在这场搜捕中的角色。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个美国人。每个人都在纳闷到底这个对抗无所不能的美国情报局的男人在哪里。“我们在保护一个英雄”Supun告诉他的妻子。几天以后,当斯诺登告诉他们是时候该离开了,这对夫妻哭了。但是律师坚持说离开是为了更安全。

菲佣

当爱德华·斯诺登站在她面前时,Vanessa无法保持平静。

“这个男人需要一个藏身之地,”Robert Tibbo告诉她,那是2013年的一个夏天夜晚。这已经足够了。她将这个陌生人带进了自己的公寓,给了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问他想吃点什么。“松饼吧,”斯诺登说道,于是Vanessa伸手去拿自己的钱包。律师离开前,把她拉到一边说道,“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当你打开明天的报纸,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当42岁的Vanessa第二天出门去给她的住客买松饼和干净的内裤的时候,她惊呆了。那个昨天夜里住进她公寓的男人的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报纸,电视和网站。“我吓得发抖,”她回忆道,“这个全世界都在寻找的男人在我的公寓里睡觉,如果有人发现了的话,我和我的女儿可能会惹上麻烦的。”

但是Vanessa并没有赶走斯诺登。“我不能这样做,”她说道,“把爱德华藏在这儿是Robert Tibbo交给我的重要任务,我不想让他为难,而且他能找我来做这件事是我的荣幸。”

Vanessa几乎无法帮这位帮助过她的律师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不需要她的城市里,Tibbo是她的依靠。她躲避当局多年,只有从Tibbo那里,她得知她最终获得了香港居留权。

初到香港时,她24岁。她的入境签证上写着工作是女佣,她觉得这是一张通往幸福未来的车票。她生于北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庄所在省里新人民间叛军和****武装力量对立。和政府军的战争司空见惯。还是个孩子的Vanessa就可以仅凭爆炸声来判断战斗在多远的地方展开。

香港看起来好多了,一个没有外来劳动力的帮助就会停滞不前的城市。超过30万的外来移民,基本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香港当居家佣人。Vanessa开始的几年过得挺开心的。但是一场婚礼改变了她的命运。

2000年夏天回菲律宾期间,Vanessa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其中一名客人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反感。起先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时她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份在香港的工作了,但是她发现她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工作中介公司,只能暂时留在菲律宾。她呆的时间越长,男人的骚扰就越甚,并且她发现这个男人与NPA反叛军成员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2001年12月,这个男人强暴了Vanessa,并且囚禁了她。

她曾三次尝试逃跑,每次都被抓回并且毒打。等到她生了一个儿子后,反叛军允许她去看她的父母。在父母的帮助下,她终于签订了一份香港工作担保合同。她把儿子藏在了父母家,打算日后再回来找他。

但是她的梦想破灭了。在逃离菲律宾的几周以后,Vanessa接到了那个让她的世界变得一团糟的男人的电话。他带走了她的儿子并且威胁她,一旦她回到菲律宾就会立马杀了她。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她的儿子过得怎么样,是否还活着。

无法回到菲律宾,她在香港的生活一夜之间变得更加艰难了。香港住家女佣的生活异常艰辛。

“这个男人需要一个藏身之地,”Robert Tibbo告诉她,那是2013年的一个夏天夜晚。这已经足够了。她将这个陌生人带进了自己的公寓,给了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问他想吃点什么。“松饼吧,”斯诺登说道。”

现代奴隶

在香港,法律要求女佣住在雇主的家里。这些年轻的女人常常住在儿童房,当孩子夜晚啼哭,或者凌晨五点醒来,不再愿意睡觉时,女佣们就要起来了。

很多这样的女人将自己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奴隶。Vanessa的雇主还经常要求她去给自己的父母打扫清洁。但是,就像所有的家庭佣人一样,她的收入仍然低于法定最低收入标准。并且,一旦她被解雇了,Vanessa只有两周时间去找工作,否则面对她的,就是驱逐出境。

香港的家庭佣人只有星期天休息,每个漫步在这个城市的人,都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在大街上,或者在拥挤的公园里,有上千的年轻女人,坐在平展的硬纸箱上吃饭。这些人太穷了,以至于没钱去餐馆。这些年轻的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女人看起来像是抗议示威者,但实际上,她们不是。她们只是穷困,挣扎在最低生活线上。

那些不听话的人,会被赶出去。Vanessa在2010年,弄丢了上一份工作。不能回菲律宾,她只好在朋友家艰难度日。但在一次警方的搜捕中被抓获,由于不能提供有效的材料,她入狱了。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她和12个女人住在同一个牢房,睡在没有床垫的金属床上。

Robert Tibbo找到Vanessa,并且告诉她,她是有人权的。她开始成为难民协会的创办成员。在12000位香港的避难者中,这个难民协会登记了2500人。这个机构吸引了许多人,这些人几乎被香港的官僚主义逼到犯罪的边缘。

商报调查团队主管Sönke Iwersen在香港和Supun,Robert Tibbo一起。Supun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难民,曾经在2013年6月帮助藏匿斯诺登。Robert Tibbo是斯诺登在香港的人权律师。(资料来源:Jayne Russell)

难民们在香港无法挣到足够的钱来生活。他们被禁止工作,并且那些冒险非法工作的人,面临22个月的牢狱风险。对抢劫罪的处罚是2-3个月,而毒品交易罪犯的监禁通常少于一年。很多难民在香港因为非法务工,被监禁的时间比明显更有利可图毒品交易还长。

爱德华要走了

住在Vanessa公寓里面的斯诺登在2013年的夏天还有其他的麻烦。他被Dianne Feinstein指控叛国罪,Dianne Feinstein是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斯诺登。

除了在公寓中收留斯诺登,Vanessa还是他的信使,帮他和律师之间传递文件。她每次都戴不同的棒球帽,以防被安全摄像头认出来。斯诺登的护照就放在她的冰箱里。在斯诺登30岁生日的时候,Vanessa为他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爱德喜欢甜食,我和我的女儿为他唱了生日歌,然后他吹灭了生日蜡烛,这太美好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天早上,爱德突然说他要走了” Vanessa说。斯诺登看起来非常焦虑,她说“他告诉我他很怕死,但是我告诉他,别担心,Robert Tibbo会照顾你的。”

Tibbo先生的办公室很简陋,让人很难想象,在这个办公室的人,会有能力与美国情报局较量。这间办公室没有大理石地板,没有大厅,甚至没有前台。他在一个14楼的单间里工作,这里位于尖沙咀的一个高层建筑,紧邻隔壁的,是一个泰式按摩室。

他的办公室里放满了桌子和纸箱子。文件在架子、桌子和地板上高高堆起。每一份文件的背后都有一个人的故事。经常有人停在他身边,感谢他所做的工作。当记者采访Tibbo的时候,在斯诺登逗留香港期间,担任保镖的Ajith,也在办公室里。

Ajith的工作开始于Tibbo叫他去UNHCR的一个下午。“他想让我去看看有没有白人站在门外,” Ajith说。然后Tibbo和一个陌生人离开了大楼。“我认识你”Ajith马上说,“你就是电视上的那个人。”

斯诺登的保镖

18岁的时候,Ajith在斯里兰卡入伍。由于他的父母没有办法支付学费,他提前三年辍学了。Ajith没法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他的父母相信,如果他入伍,起码能养活自己。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Ajith前后共当了22年兵。在他历尽艰辛到达位于斯里兰卡西南部的安倍朴瑟军营时,噩梦开始了。年轻的新兵遭到性骚扰,甚至常常被长官强奸。那些抱怨的人会遭到残忍的惩罚。Ajith在两周后逃离,之后的三年,他一直躲避宪兵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Ajith,斯里兰卡前士兵,在2013年6月斯诺登转入地下的两周内,充当他的保镖(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1993年,Ajith回到部队,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用一个假名应征入伍。在新的军营里,新兵仍然会被长官性侵犯,但是这次Ajith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三个月后,他被送往前线,与政府军一起,和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交战。战争中受伤的他却得不到医疗护理,于是他再次逃跑了。

对于当局而言,Ajith是个做了两次逃兵的人。他用了六年时间逃亡。在那段时间,他做过渔夫,下过矿井,藏身过密林,有次还躲在佛寺里。2002年,他被宪兵队抓住,被捕入狱。他从此遭受各种折磨。Ajith曾经被棍子、头盔和椅子殴打。有时,折磨他的人会把汽油倒在他未愈合的伤口上,有时他们几乎把他淹死,然后把他丢进了一个垃圾坑。

在Ajith放弃生的希望时,他被突然释放了。家人把他带了回来,试图照料这个被严重虐待的孩子,让他慢慢恢复健康。几个月以后,宪兵队带着更多的问题又来了。这次他们发现Ajith的从军经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并且两次都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离开。家人开始恐慌,他们知道,Ajith如果再经受一次折磨,一定会死。

家人决定让Ajith离开祖国。他们找到一个自称可以通过伪造文件帮Ajith偷渡到加拿大的人。Ajith的父亲抵押了房子,将家里所有的积蓄和一些护照相片交给了这个陌生人。

2003年10月,这个掮客和Ajith飞到了香港,这人告诉Ajith,香港是个中转站。他把Ajith从机场带到了重庆大厦——一个有着2000个房间的旅馆。这个陌生人打了个的就出去了,他告诉Ajith等着他,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Ajith在香港被困住了。

庆幸的是,在香港有好几万斯里兰卡人。有些人给了Ajith庇护,他在地下室里住了三年。2006年他发现酷刑受害者可以申请避难所,但是身份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但是2013年,他有了个客人:爱德华·斯诺登。

当谈到和这个美国人一起的日子,Ajith有些踟蹰。这个满身纹身的大个子坐在Robert Tibbo的办公室里时,显得难以集中注意力。他在斯里兰卡经历的一切是无法愈合的伤口。看起来Ajith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斯诺登,但是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时,Ajith说:“他和我一样,爱德是难民,我也是难民,我当然要帮他。”

他们俩很少说话。有时Ajith会为他的美国客人买吃的。斯诺登喜欢麦当劳。此外,每次从一个藏身所转移到另一个时,Ajith会伴随左右。“在转移的时候,如果Ajith在那儿,我就觉得更放心”Robert Tibbo说,他还补充道:“Ajith是唯一有前线经验的人。”

仿佛自由落体

Nadeeka 和 Supun,斯里兰卡的小夫妻;Vanessa,来自菲律宾的女佣;Ajith,前士兵。2013年,Robert Tibbo就是召集了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保护斯诺登,而且除此以外,别无他人。

记者问过斯诺登的摄影师——Laura Poitras,关于她如何去拍摄那次在2013年6月6日进行的著名的采访。为什么记者们没有在之前将斯诺登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Ms。 Poitras说:“我们没有时间做计划,事情的演变比我们想象要快,我们简直像是在自由落体。”

Robert Tibbo解救了斯诺登。Ms。 Poitras说:“Rob是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他很快制定了计划,帮助斯诺登离开酒店,也规划了后续的行动。如果没有他,我们绝对不会成功。”

Vanessa(右),来自菲律宾的香港难民,和她的妈妈、女儿Keana,和Robert Tibbo在一起。Robert是在香港的加拿大籍的人权律师,在2013年6月,他请Vanessa在狭小的公寓里藏匿爱德华斯诺登数日。(资料来源:Jayne Russell)

斯诺登在一次网络采访中,对Tibbo大加赞扬,“Robert每天都肩负着他人生命的重担,”这个美国人通过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加密渠道告诉记者。 “每天,他都在和一个体系搏斗,这个体系就是被设计来确保你无法胜利。而且就我看来,他的计划聪明绝顶。”

为什么Tibbo是唯一能清楚叙述在2013年夏天斯诺登的经历的人?他耸耸肩。Tibbo说:“作为一个人权律师,你经常发现自己处在极端情况下。”当然,他其他的案子不如这个闻名于世,但是,也都关乎生死,为客户赢得公民身份,避免因驱逐导致的死亡,是他的核心工作。“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Tibio说。

和斯诺登一起的两周在生命力留下了印记。在那些夏日,他很少睡,除了胡乱打几个盹,他不分昼夜地帮斯诺登寻找离开香港的办法。最后,这个美国人选择了莫斯科。2013年6月23日,Tibbo开车送斯诺登去了机场。

但是这并不是这位律师冒险生活的结束。Tibbo说他在与斯诺登分开的数年里,都一直被跟踪。他几乎只通过加密的渠道进行交流,因为担心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情报局截获。在他的办公室里,手机是被禁止的,来访者必须将自己的手机放到他的冰箱里。

Tibbo说,自己仍然是斯诺登的律师。他们几周前曾在莫斯科见面,但是他不愿透露两人的对话内容。他说,斯诺登看起来精疲力竭。但是与自己的客户私下见面是件重要的事。

对Oliver Stone和电影没兴趣

藏匿过斯诺登的难民们想要再见一次他,但是见面的几率几乎为零。Vanessa这位来自菲律宾的单亲妈妈,支付不起她女儿Keana的书本费,Ajith仍然承受着折磨并且需要心理治疗,Nadeeka和 Suduka艰难的生活仍在继续。

九月,当记者在九龙再次见到Nadeeka 和Suduka时,他们的情况更糟了。在滂沱的大雨下,Supun和他三个月大的儿子Dinath挤在一块塑料防雨布下,愤怒而绝望地靠在一堵墙边。

房东把他们的电掐断了。当时是晚上10点,室外有28摄氏度(82华氏摄氏度),他们的公寓里,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电,也就没有通风电扇。Supun的儿子患有****病,他的药需要被存放在冰箱里。Supun不得不买了一袋冰。

在那可怕的夜里,孩子们满身是汗地和父母挤在一张小床上,啼哭不止。他们的父母几乎不能入睡,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他们去了物业管理处,但是工作人员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断电,最后说这可能是个计费错误。花了半天的时间,他们的公寓才重新来电。

这也是爱德华·斯诺登故事的一部分。虽然在三年前,难民们给了斯诺登庇护,但在这个不想要他们的富庶城市里,他们的生活仍然糟糕至极。他们还需要花10年或者更久的时间排队等候难民身份的申请,他们的孩子没有护照,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公民地位。

和斯诺登相关的另外一些人,却正好相反。记者Glenn Greenwald将他的经历变成了畅销书,Laura Poitras因她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举世闻名,还获得了奥斯卡。他们二人一起,发起了一个新的新闻计划,并且获得来自EBay创始人Pierre Omidyar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好莱坞导演Oliver Stone耗资五千万美元的电影《斯诺登》,这个月即将首映。

Stone没有和救了斯诺登性命的难民们交谈,这个香港律师Tibbo说。引用Tibbo的原话:“这个话题看起来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他是否会看这部电影呢?“不会,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 本文来自Handelsblatt(德国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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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数: 次 星期一, 09月 12th, 2016

文 | 阑夕

在八月的最后一周,陌陌的股价涨幅接近35%,成为中概股的一支龙头。

一切都得益于那份财报:Q2直播收入5790万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70%,净利润同比更是大涨804%。

没有什么信心来源,比得过一个成熟企业开拓出了新的业务营收,而且增长幅度咄咄逼人。

陌陌的COO王力说,社交的目的永远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在IM形态稳固之后,全线视频化会让陌陌这款产品重获魅力。

这看上去是某种「战略思考」,但王力否认陌陌这家公司会有战略——「在互联网这个行业,谁又真的知道半年以后的事情呢」——事实上,直播模块的上线也是一次意外产物:在短视频功能未经运营便已在数据上呈现惊人的使用率之后,陌陌决定「试试涉足这趟浑水」,而仅在去年,陌陌的商业化仍以会员付费(增值服务)和游戏变现(平台引流)为主,分别是QQ和微信的擅长路线。

这也是陌陌为公众所熟知的特征,它似乎总是沉寂许久,然后突然冒出来搞了一个大新闻,从「约炮神器」到「痞子唐岩」,从「贾樟柯执导广告片」到「蔡崇信加入董事会」,再到最近半年私有化的嘎然而止,这家公司总以不同以往的姿态向外界传递着它的存在感。

王力还记得陌陌估值到达五亿美元的时候,他和唐岩聊,觉得可以把公司卖掉了,「创业就是向死而生,任何公司最后都会死掉,所谓的事业,就是大家一块儿走一段路,最关键的是风景要足够精彩。」

唐岩倒是忍住了套现退休的欲念,陌陌上市之后,他基本上不再会见媒体,甚至还因缄默要求推掉了原本定好的访谈——「人家记者选题都报上去了,杂志封面也定好了,结果弄的我们这边特别对不住」,陌陌的公关部门在谈起老板的避世,仍是纠结万分——除了经纬的张颖偶尔可以将他请到闭门的行业活动现场,人们基本上只能在每次财报的电话会议记录里看到唐岩的出场。

很难想象,是这样一支风格别致的团队,做出了迄今为止依旧争议巨大的陌陌这款产品。

在王力的办公室里,与办公桌毗邻的是一台黑色的椭圆仪,他在工作的间隙,就通过这样的器具来解决锻炼需求。王力自称「没什么私生活,也不喜欢社交,下了班就回家,不是看电视就是玩陌陌」,在这个角度上,他和昔日声名显赫的那个「王老板」的状态并无多大区别。

「王老板」是王力在博客时代的网名,他在罗永浩的牛博网上属于「核心分子」,书写文章广受欢迎,汶川地震时王力还到灾区前线,帮助运输牛博网募捐到的物资,那些稿子后来被出版社看中集结成册,刘瑜为之作序,称「别人的文字是写出来的,王老板的文字是从血管里冲出来的。他对理性始终警觉,不屑于给情感与直觉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在日益繁文缛节的“成长”中坚持简单和直截了当。」

在因赞誉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而被牛博网的其他作者激烈抨击之后,「王老板」这个ID退出了牛博网,他在最后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正年轻,风华正茂。我追求健康的人格,快乐的生活。我憎恨某些东西,但我并不想也变成那样。我不想永远活在过去之中,我也不想背负这样的包袱。我从来不曾丢弃自己反对和质疑的精神,但也不愿因此而失去客观理性,和自己最淳朴的感情。我喜欢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但永远不会站在某个立场上去看待问题。我认为,前者让我更开阔,后者让我更狭隘。」

所以王力既认同牛博网对自己价值观塑造的影响,亦承认「仅是议论改变不了什么东西」,而当他还在网易操办微博产品时,旧时领导唐岩邀他加入陌陌成为第六个员工,他一口就答应了。

因为陌陌这款产品想要打破的人际关系的「篱墙」,与王力所崇尚的自由的价值,完全的不谋而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发展的复杂态度一样,王力也认同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益处,但是新的环境造就了新的问题,「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认识你的邻居了,陌生人变得天生的就是不可信任的」,这让王力将陌陌定位于一个「开放式的社交平台」。

「我打个比方,如果把微信比作一个有盖儿的写字楼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暴露在天空底下的公共场所,用户的大多数时间肯定都在室内,所以写字楼的密度和黏性必然很高,但是人总要外出去到公共场所的,总会遇到擦肩而过的人,有可能搭讪,也有可能沉默,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机会相遇,王力所负责的运营工作,绝大多数压力都在于此。

曾有同样在陌生人社交领域耕耘的同行评价陌陌,称陌陌随着用户规模趋于庞大,它的社交效率也随之下降,「现在去陌陌上搭讪一个姑娘,获得回应的几率微乎其微,换句话说,一个姑娘每天在陌陌上收到几十个打招呼的内容,她也没办法每个都照顾到。」

面对这类攻击性略强的质疑,王力简单干脆的连用几个「没错」予以承认,他甚至讲述了陌陌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上所绕的弯路:「我们在上一个版本的产品里希望用户填写更加详细的资料,比如你的家乡在哪儿,你有什么兴趣爱好,然后借着这些Tag,用户在认识陌生人方面可能就有新的选择。」

只是,这种看似友好的尝试,在用户层面遭遇了无情的否决,王力在后台发现,胡乱填写资料的用户占比过高,导致实际匹配效果和原本的预期差距甚远,除了填写简历之外,年轻人不太愿意接受类似结构化的一板一眼的要求。

尽管中国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Instagram和Snapchat,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在Facebook的统帅地位下另辟蹊径、并让年轻人产生「Facebook已经落伍」的感知,或许正是因为社交本身的目的就从未统一过。

在王力看来,Facebook是规规整整的社交,你需要非常认真和仔细的去配置自己的好友,而Instagram和Snapchat的社交更像是生活的花絮,用户预期也是不可控的。

网上流传的陌陌「交友攻略」也从侧面证实了王力的一个猜想:对于陌生人而言,他的头像和签名里的那八张图片,决定了他的个人吸引力,每个人都在管中窥豹的通过这些素材揣测对方的生活风貌,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这根窥探的管道变得更加粗大呢?

因此,在几个版本的产品迭代里,陌陌逐步将短视频(最长30秒的视频动态)、直播(个人用户主播化)和时刻(类似阅后即焚的实时影像分享)像是搭积木一样放进了应用中,而在聊天之外,抛离文字而直接互动(鼓掌、送花等)的方式也在醒目位置引导用户使用,从视觉上看,陌陌已和微信、Line这些「远房亲戚」渐行渐远,不再处于同样的社交场景当中。

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都是在将生活呈现到线上

让社交的体验从静态变成动态,是陌陌希望开启的崭新风尚,也是王力选择的重新提升效率的举措,「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不可能每隔几天就去换个头像或签名,但是拍摄实时的状态来反映现在的生活,是几乎没有门槛的劳动,这个时候两个人拥有共同话题的机会,就远比只是看头像、看照片要强。」

「智能手机的摄像头一般都有两个,打开前置摄像头意味着以你为主角,打开后置摄像头意味着以你的视野为主角,前面一个是直播,后面一个是时刻,我们希望无论怎样,用户都能够最为快捷方便的展示他想告知他人的生活。」用王力的话来说,这是「信息全景化」的过渡形态,到了人们真的可以用视网膜、用脑电波链接彼此的时候,社交行为将变得前所未有。

王力很喜欢美国科幻电影《成为马尔科维奇》,在这部电影里,由约翰·库萨克饰演的男主角意外的发现他可以进入当红明星马尔科维奇的大脑中,并经由马尔科维奇的视线感受这位名流的日常生活。

这个有趣的设定后来在刘慈欣的科幻短篇《带上她的眼睛》被重新赋予人文主义的色彩:一名女性地心探险员在因事故而无力返回地面之后的剩余时光里,借助和地面的通讯让一名科学家使用传感眼镜让她「再次看见」那些再也见不到的自然花草,直到她在地心长眠。

在上面两部作品中,巨大的孤独感——无论是在城市经历中年危机还是在地底的科考途中与世隔绝——都是催生主角「生活在别处」的动机。王力很喜欢这种拉近陌生人距离的触感,在百无聊赖的夜里,他有时候会打开电脑看一些老电影,在陌陌里直播播放画面,几个小时下来,直播间里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有人从头到尾都保持沉默,有人热心的指出某个镜头为什么特别出色,遇到对味儿的,王力就和人聊上几句,感觉「特别真实」。

经纬创投的合伙人王华东认为,中国的IM类产品创业市场相比美国要难上许多,因为领先者的占有率差别太大,在美国,份额最高的Facebook Messenger也不过30%,而在中国,要在微信和QQ之外存活下来,就必须要建立独立的关系链,开心网和人人网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陌陌和微博做到了,所以最后的下场也是截然不同。

这也是陌陌得以第二次出发的原始资本,王力说五年是一个断代,2011年陌陌开始做LBS,2016年则开始做视频化,两次都是对现有社交产品的重构,收益亦与风险呈正比,「做早了是先烈,做晚了是炮灰。」

财报的数据显示,陌陌的直播业务连续两个季度都是盈利状态,且利润空间越拉越高,这和垂直类直播应用仍在烧钱换市场的境况大为不同。

最大的原因在于,陌陌没有直接涉足「网红经济」,用大手笔的签约和大范围的带宽堆积成本,而是基于现有的用户存量来增加用户的停留时长。

根据陌陌的招商材料显示,其日均访问一小时以上的用户占比达到69%,即使考虑到社交应用存在后台运行的情况,这个比例之高也相当惊人,而沉浸式的直播自然功不可没。

王力相信,时刻的推出,会让陌陌的用户更加平顺的适应通过视频表达状态,而在商业化上,这种转变同样有利于陌陌面向的中小企业客户。

目前,陌陌的广告主有约30%都是健身馆、美发店等基于地理围栏的线下商户,它们在购买陌陌提供的信息流广告时即将新增实时视频这个选项,在更为真实和生动的传播场景中,转化率的提升显然是可期的。

「其实和大多数公司不一样,我们是在上市前保守,把围绕附近的人展开交友这件事情哼哧哼哧做了很多年,在上市后本来应该老实的,我们又开始激进,大家都看到了,每个版本都是很冒险的尝试,推翻了之前的很多逻辑。」王力用「高速换胎」来形容陌陌的状态,其中既有对于「路况」——也就是风云突变的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敬畏,也不乏旁若无人的自信,在他和唐岩看来,陌生人社交这件事情,陌陌的领先身位足够它不断试错,从而找准最为精确的前进方向。

前段时间,唐岩还在陌陌发了一封内部信,要求员工遵循「独立思考不唯上」的企业文化,据说这项主张的起源还来自任正非在华为的训导「让听见炮声的人说话」。

除了1979年出生的唐岩之外,陌陌的高管团队都是80后,而它们做的产品开始越来越多的服务90后乃至00后,在这样的迁徙趋势下,自下而上的驱动就特别重要。

王力生于1983,那也是TCP/IP协议正式生效的一年

这也构成了陌陌这家公司的某种价值观,迄今为止,陌陌的员工数量还是不足千人,王力说唐岩、雷小亮还有他都不是「热爱管理」的人,也不觉得做一个「小而美」的企业有什么错,他所享受的,就是为一个能够叫得出每一个员工名字的公司工作,在开会时无论职位,谁都可以拍着桌子反驳对方的主张。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接受这种设定之后,再去理解「顺势而为」这个词语可能就有了不同的结论。在王力看来,陌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用来解决特定社交需求的手机应用,无论它的成败与否,将陌生人当作贼一样防范的社会必然是无法健康运转下去的,互联网产品、公共道德、法律秩序都可以为此作出一些正向的改良,并让每一个参与角色都从中受益。

这么来看,陌陌似乎又和五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它永远在告诉用户,打开App,附近总有新奇的人和事等着和你发生关系,只是五年之后,这种体验愈加的可视化了,王力说他常在陌陌里看一个姑娘的直播,那大概也是望京某家互联网公司的前台,从上班到下班,她就开着手机摄像头直播自己一天的工作,有人搭话她就说上两句,没人的话她也从容自然的干着自己的活。

「说到底,每个人都渴望和其他人建立联系」——最后,他如此总结陌陌的核心价值。

浏览数: 次 星期二, 09月 6th, 2016